大学应该像温总理说的
那样改革

“一些大学功利化，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温家宝深有感触地说:“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基本取向应该是公益性的，决不能‘一风吹’地搞产业化。即使是文化产业也应该面向群众，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才能成好的大学

施一公感慨道:“在大学这个本应该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如今的教育在管理上‘一刀切’，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听了施一公的话，温家宝说出了自己的思考：“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现在许多大学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不仅管高校的人、财、物，还包揽高校的许多具体业务工作，比如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教学评估等。教育部成了全国最大的‘教务处’，有关职称评定的规定非常死板。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温总理指出：“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避免功利化：严格划清利益与教学的界限

大学经费来源：公立大学有州一级的政府拨款，美国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除了一小部分为学费，还有大量的社会捐款。美国有种类繁多、来源不一的科研基金，这些基金的独立运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大学教授和某些利益集团的直接挂钩…

教授严格界定公私问题：大学教授是全职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不允许公私兼顾，而出现利益冲突的。这是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大学教授当公司的董事长或一个公司的全职雇员就必须离开大学岗位…

独立与自由：不得不说的终身教授制度

终身职位是美国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终身职位制度，那些发表不受社会欢迎的观点的教授，就很有可能被解雇；而一些教授会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去取悦于上级或者公众。因此，终身教授制度能保证学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高校自由批评的空间，发挥大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批评功能…

美国如何减少了教会对高校的影响？

美国的大学在历史上多为教会所办，一开始有的教会对大学会有一些干预，比如希望学校能够为教会培养牧师人才。但后来，大学有权自己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情终成为普遍共识。在美国大学的自治制度框架中，包括大学的董事会非但不会轻易干涉学校的内部事务，反而缓冲外部对大学内部事务的干预。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借鉴美国大学的自治经验，比如成立类似于大学董事会的架构，对外接受地方政府和社会的资金，并借此减少外部力量对高校的自主权的影响…

新亚书院：做学问、搞教育，总得耐得住寂寞

1949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时没有任何人际网络可以筹措经费，在颠沛流离之中，节衣缩食创办了新亚书院。当时“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到薪水，学生缴不到学费”。不但如此，这些大陆来的流亡学生无所寄托，新亚还要帮他们解决生活问题。钱、唐、张替报章写文章赚取稿费，到其他学校讲学，张丕介的太太曾一度变卖首饰，想尽各种办法以维持开支。当时的情况的确如钱穆创作的新亚校歌中所说——“手空空，无一物”…

民国时期大学：经费独立，立法独立，人事独立

1927年国民政府的成立之处，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开始施行，大学院作为独立机构，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和学术研究机关，其“承国民政府之命”，但不隶属于国民政府，享有“经费独立，立法独立，人事独立”。后虽然大学院改革的计划搁浅，但由于自由知识分子团体在大学中逐渐形成，统一政府的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均被强有力的驳回。讲课自由，不受教育部统一教材的约束，更不屈服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大学管理者敢于抵抗压力，维护自主权

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学，不管是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留守昆明的西南联大，他们拥有自主权不只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教育部对他们压制较轻或无力研制他们，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大学管理者敢于与教育部叫板，敢于与南京国民政府斗争，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敢于为大学争取自主权而斗争，甚至不惜放弃校长之高位，不惜丢掉饭碗。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大学，不管是国立，还是省立，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压制并不比现在的大学少，有时还受到军阀的压制，但是他们依靠敢于维护自主权而斗争的骨头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荣誉，从而赢得了属于大学自己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