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晶从深水地铁站出来，朝着香火旺盛的天后庙方向一直走，在桂林街和医局街的交界，便寻得到一幢不起眼的唐楼。入口处仅容一人，楼道深长昏暗，台阶陡峭。墙上两扇通气的天窗间，曾经悬挂着一块特别的牌匾——新亚书院大学部，而如今空空荡荡。

正值炎热的8月，一个名为“活在西九─西九楼计色”的展览聚集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用实物和影像唤醒人们五十年前的记忆。在市建局两年前制定的计划之中，新亚书院旧址将于八月底被清拆。如果不是行将面临清拆的命运，这座老式唐楼或许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半个多世纪前，正是在这里，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一批来自大陆的流亡学人，创办了日后对香港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新亚书院。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在这幢不足1800平尺的空间中，钱穆创作的校歌鼓舞了一代代新亚学生求真知，做学问。1956年，由于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资助，新亚书院搬入农圃道的新校舍。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港府邀请新亚、崇基、联合三所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直至十年后正式迁入沙田马料水的新校区。

创办至今近60年，新亚书院所不断面临的理想与现实，也成为香港社会变迁的映像。

手空空，无一物

新亚的桂林街时代，不单单对于书院本身，就连香港这座城市，也无法摆脱“流亡者”的身份标签。

1949年，岁月动荡。从内地流亡到港的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时没有任何人际网络可以筹措经费，在颠沛流离之中，节衣缩食创办了新亚书院，取“新亚洲”之意。面对当时大陆知识分子普遍批判中国文化的局面，钱穆认为需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在不足2000平尺的狭仄空间中，他们开始重塑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钱穆在《新亚遗铎》一书中形容早期的新亚，“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到薪水，学生缴不到学费”。不但如此，这些大陆来的流亡学生无所寄托，新亚还要帮他们解决生活问题。钱、唐、张替报章写文章赚取稿费，到其他学校讲学，张丕介的太太曾一度变卖首饰，想尽各种办法以维持开支。1950年冬天，钱先生专程赴台湾募款，蒋介石设宴款待，得知新亚的窘境后，蒋决定从总统府办公费项目下每月拨付3000块港币，一时解了新亚的燃眉之急。

余英时是新亚的第一届毕业生，他形容这些师生是 “共同的文化难民”。没有图书馆，没有任何教学设施，几乎家徒四壁的新亚书院，从客观条件上讲，的确如钱穆创作的新亚校歌中所说——“手空空，无一物”。在他看来，师生依然“艰险奋进，困乏多情”，为的是保护正被破坏中的文化的一些东西，“但到底是什么东西，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当时桂林街61－65号的四个单位，容纳了一座书院的全部。据新亚校友黄祖植所著《桂林街的新亚书院》一书中记载，四楼打通作为教室，中间用厚厚的木板隔开，“这边在上心理学，那边在上教育概论”。学校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钱穆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人生十论》等大量著作，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也脱稿于这一时期。

流亡到港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江山美人》的女主演、邵氏旗下最红的黄梅调女星林黛也曾短暂就读于此。新亚的学生中，十个有八个不缴学费，即使缴费，也常只缴一部分。学校不请校工，完全由学生来做。新亚校友列航飞回忆说，他们还自发创办了新亚夜校，为周边上不起学的孩子讲授课程来作为回报。

新亚课堂的门常常敞开，《新亚颂》中描述说，“教授上课，从未过问计较，谁是学生？谁是外人？谁是缴学费的？谁是揩油的？只要对该科有兴趣，不管念哪一系，你都可以坐在教室听课”。学生们告诉钱穆，“进新亚，胜如进礼拜堂。因进礼拜堂，只限礼拜天早晨或半天。自得进新亚，听诸位老师授课，把心情暂时移放在学问的天地中，好把他为生活煎迫的苦楚焦灼的心情，暂时淡忘了。如是才能再鼓起勇气，来向此无情的生活作抵抗，再挣扎”。

流亡到港的大量学生和难民，被政府安置在新界西贡的调景岭，他们白天到马鞍山采石或是修路，夜间搭乘巴士到新亚听课。有时晚了就三三两两的睡在楼梯间，钱穆等人在外讲课回来得晚，还要小心翼翼跨过他们上楼。

钱穆夫人胡美琦回想起这一切，不禁感慨，“不是国家动荡之中，我怎么会躲到香港，去读新亚书院呢？那么苦的日子，你怎么忘得掉？”

念书要认真 如救火逃亡

新亚不叫学院，不称大学，而选用“书院”二字，是出于钱穆追溯宋明传统的考虑。

钱穆认为，近代青年接受西化教育以来，逐渐漠视以致排斥传统文化，这是一种“文化危机”。他将新亚书院的旨趣定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在《新亚学规》中对此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以人物为中心，现代大学教育以课程为中心。我们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

在余英时看来，宋明书院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大学则是从西方系统移植而来，新亚则自始含有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分。因了香港地缘政治的缘故，东西方文化交融并存，也成为实践钱穆 “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理念的理想之地。

1954年前后，受美国雅礼协会所托，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卢鼎赴东南亚考察，来到新亚书院，和钱穆畅谈之后，对其办学理念深为认同，两人一拍即合。新亚“手空空，无一物”的状态也随之发生了逆转。新亚很快由桂林街搬迁到了农圃道，兴建了新的宿舍，不久后新亚研究所随之成立，并维持至今。

钱穆认为，当时西方资助办学往往推行本国的教育模式，因此提出的合作条件是，新亚接受雅礼协会的资助，而雅礼必须尊重新亚的教育理念，“办中国式的教育事业”。钱穆经常同学生讲，有一个健全的文化，才有健全的中国，希望将来可以建立一个合理的文化制度，以强盛中国。

黄祖植所理解的新亚精神，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其二是在困苦艰难的情境下奋斗。

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钱穆病倒了，躺在地板上。他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似乎这样就可以排解身体之痛。钱穆在《新亚精神》一文中直言，没有理想的吃苦，那是自讨苦吃，有理想的吃苦，才是一种精神。

在黄祖植的记忆中，唐君毅怕热，夏天讲课的时候，往往是一手粉笔，一手毛巾。而钱先生讲话带有浓重的无锡口音，在国史课上，学生经常搞不清“宋神宗”或“宋仁宗”。人比较严肃，但诚恳慈祥，“只要你规规矩矩，也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太不像话，他也会发脾气”。

后来曾担任钱穆助教的大陆学生孙国栋，清晰的记得和钱穆初次谋面的情景。“第一次见他，因为答不出问题，就被他骂了，骂得我大汗淋漓。”钱穆告诫他，“念书要认真，如救火逃亡”。

新亚接受雅礼的资助，境遇好转；而整个香港社会的经济，却依旧低沉，不但职位难谋，薪水也有限。

当时，新亚的学历并不为香港政府所承认。香港大学一校独大，政府甚至并不允许新亚挂出 “大学部”的招牌。如果要成为港府承认的高等学府，必须做商业登记。为了表明纯粹办学的目的，而非贩卖知识，钱穆等人申请豁免商业登记。新亚也成为当时全港唯一没有商业登记的书院。不过，现任新亚研究所所长陈志诚回忆说，当时学生一见面，似乎谈论的都是学术问题，看来好像和现实没什么关系，至于职业保障，怎样赚钱，学历能否被承认，似乎从来也未曾想过。

黄祖植回忆说，早期新亚的思潮，跟三本杂志有很大关系——1949年徐复观创办的 《民族评论》、《人生》杂志，以及1952年新亚学生创办的《中国学生周报》。它们成为当时新亚师生论述主张、影响社会的重要平台。他感叹香港社会风气转变之快，三本杂志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销量不断下降，相继停刊。

1952年7月学年结束，在湾仔六国饭店的二楼西餐厅，新亚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余英时和张德民两位毕业生参加了仪式。钱穆因为身在台湾，没能出席。而不久后传来消息，钱穆在讲学时被屋顶的坠物砸伤，但很快康复归来，且因入院时学生胡美琦的悉心照料，两人还成就了一段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