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钱穆先生访台北，应邀作一系列演讲，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的因革演变，并指陈其得失所在。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急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本书虽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讲述，但如钱先生在该书前言所说，此五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过程，而每一朝代中，又提要勾玄地依次讲述了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方面，要言不繁，论述精僻，实不失为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从本书的序言中可以看出，钱先生本人也颇以此自许。此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香港大学定为报考中文系的必读书，在港台地区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然而本书又不同于一般为叙述而叙述的历代政治制度史教科书，作者的用意更在于通过对历代制度因革演变之叙述，来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得失。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如何评价，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得失，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共同关注的一大问题。在前近代，这本不足为一问题。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一代学人面对着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切原本不足成为问题的问题遂成为最为紧迫的问题。与此时代潮流相应，国人在对国史的研究中，往往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史的模式作参照系，钱门高足余英时先生言，如果这种比较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另一方停留在较低层次（中国），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之发生。（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载《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钱先生说：“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以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2页，三联书店，2001）这一点在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看法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于是，有梁任公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等著名的论断；于是，中国传统之一切政治与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而被抹杀。此种种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无疑是过为偏激的，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钱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之中，就已对之提出批评，整部《国史大纲》也无不或隐或显地在为“中国传统之政治与历史皆专制与黑暗”这一二十世纪以来颇为流行的观点而极力辩诬。但《国史大纲》毕竟是一部纲要性的通史，不可能专讲政治制度，而要为传统政治辩诬，还需正面讲明中国历史中的政治与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故按钱先生的说法，他在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

论衡历史得失，不免要涉及到一个评价态度问题。在《国史大纲》的卷首开篇，钱先生首先对读者提出的就是几条阅读该书的基本信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读者要对本国历史持一种“温情的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这几句话对于理解钱穆先生为人为学都极重要，它既体现了作者对读者的一片苦心，同时也可说是钱先生夫子自况之语。在钱氏所著史书当中，无不表现出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脉脉温情与深深敬意，这一精神亦至始至终贯穿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中。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并不是一种复古主义者的感情用事，而是“会通与此制度相关的一切事实来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页）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力图还历史以真相，比如钱先生在本书中分析说，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室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不可以专制黑暗四字抹杀，但明清两代确实又出现相权日益收紧，皇权极力膨胀的现象，特别是清代，钱先生承认确实是专制黑暗，但钱氏同时指出，清代政权只是出于一“部落政权”之私心，不足以代表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不可因清代之专制，便误以为传统的政治制度便是如此。因此，钱氏以为，对历史的评价，不能只从个人所属的时代出发，不能只凭自己时代的判断来吞灭历史的判断。值得重视的是，在本书的前言中，作者从理论的高度明确地区分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这一对范畴。所谓“历史意见”，指的是一项制度实施之时代的人们由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而“时代意见”则是指后人单凭其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前言，第6页）钱氏尤其指出，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时，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没有一项制度能够凭空而产生出来的。（第23页）这种制度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已成为一种“历史意见”，但对当时人来说，无疑是代表着他们时代精神的“时代意见”。唯有代表着当时的“时代意见”，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变，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历史意见”。故钱先生认为，“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二者应该是精义相通的。（前言，第7页）如果说一个人在评价历史而又不知这种“历史意见”，那是他的无知；若其明知“历史意见”为何而又以自己的“时代意见”来肆意吞没“历史意见”，那就是狂妄，是数典忘祖。毫无疑问，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是要不得的。

综观全书，无论是讨论政府组织中的君权与相权关系，还是论选举与考试制度的因革，钱先生最为殷勤致意的，还是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并非漆黑一团，在这本不足二百页的小册子里，从一开始的“序言”到结尾的“总论”，反反复复在批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专制黑暗”论，着墨之处多达十余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钱先生在本书中并不仅仅是在发怀古之幽情，在为传统政治文化极力辩诬的同时，钱先生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史家的冷静与理智，对传统政治的不足之处，同样了然于胸，诸如对于皇权逐步上升，政府权力日益下降等情形，钱先生就认为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一大毛病。当然，无论是论得还是论失，作者的意图更多地是要借此使人们认清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之根本意向，以期返本而开新。钱先生以为，若认不清传统中国政治之大趋势，从而对传统政治持排斥与不满的态度，就会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就丧失了。但政治之稳定，制度之成立，实依赖这一社会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68-169页）由此亦可看出，钱先生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并不是盲目地崇信，实是一种理性抉择的结果，传统文化是不能被打倒的，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根本不立，则所谓开新亦无从可言，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但立本并非守旧，立本只是为开新筑基。历史毕竟不可能倒退，在新的时代潮流下，只能与时俱进，钱先生坦言：“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77页）可以说，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在作这一努力，而在“与国际接轨”成为一时尚话语的今天，情形更是如此。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国人在对待文化传统，在看待我们的历史时，大多数人却依然对之采取拦腰截断的态度，或弃之如敝履，或躲之唯不及，然没有历史，何有民族？钱先生说：“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还能生存。”（《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36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恐怕我们还是得多想想钱穆，对古人少一点苛求，对历史多一点微笑。

（原载《读书》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