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2007年是作家王小波放下他喜爱的文学独自离去的10年，也是推崇他的读者对他的理念和作品一路追随的10年。今天，回顾王小波生命中的重要时期，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他思想和创作上的特立独行。

主笔◎王小峰

王小波生前最后一封电子邮件是发给在美国的刘晓阳的，内容是告诉他自己要出一本杂文集，他在邮件中写道:“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第二天，王小波便去世了。

事实上，在王小波的随笔杂文中“自由”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相当低，但是很多文章都是围绕着自由展开的，“自由派”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更低。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强调“自由派”，可以认为这三个字是对他自己这本文集的定位。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最早收录在纪念王小波的文集《浪漫骑士》中，在这本纪念文集中，也有人把王小波称为“自由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这不仅与他的很多作品里表达的对自由的向往有关，也跟他的经历有关。1992年，他辞职成了自由撰稿人，在当时，自由撰稿人是一个新生事物，多少带有一种对体制的背叛意味。人们也经常从这个方面来解读王小波的自由主义。

人们从王小波文字中嗅出自由主义味道恰恰是他并不在意的那些杂文随笔中，王小波说小说是他的主业，随笔这类东西也就是对世事表个态，不然做人也没什么味道。他生前写的真正意义上的杂文随笔不过百篇，尚不能衡量出王小波的文学价值，但这足以让人解读出自由主义的形象。王小波身后文学性被忽视，自由性被放大，与他这些短小的杂文关系更大。

王小波被冠以“自由主义分子”也跟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朱正琳在1994年办《东方》杂志的时候，有个学者给他们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自由主义”，朱正琳把这4个字删掉了，他跟作者通电话时说:“你的文章精神我全部保留，但是我不愿意把这个标签贴到上面，以免麻烦。”他说，“1994年到1996年都还是这样，80年代时候这几个字也是出不来的。”丁东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浮出水面跟他去世就是前后的事儿，在这之前，自由主义概念是有的，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就成了负面的东西。毛泽东写过《反对自由主义》，当然他反对的那个自由主义跟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自由主义概念差别很大，我们从现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自由主义，从50年代开始叫‘民主个人主义’，从50年代开始都是负面的，改革开放后也没有变成正面。当时主流思想界探讨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人道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思想系统里寻求活力。90年代中期有3个人成为热点，顾准、陈寅恪和王小波。1995年是顾准热，1996年是陈寅恪热，1997年是王小波热，到了1998年，很多学者的文章就把自由主义的旗帜打出来了。”

李银河在最早的怀念王小波的文章中称他为“人文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写意式定性，王小波的自由主义表达多半也是写意式的，但可取的是他的思维跳出了当时的局限和框架，朱正琳说:“‘文革’后有伤痕文学，当你看到伤痕文学去批评原来的东西的时候，就在套子当中。但是王小波的东西一出来就已经跳出那个圈子了，他不在那一套教育之中，而跳出这个圈子是与他几十年思考和阅读有关系。这可以推断出来，他接受的东西一定是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王小波理论是没有问题的，但它是一个自由主义一般形态的东西，最基本的几个原则，而这几个原则让他已经跳出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他的小说也表现出这么一点。王小波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他不在所有的哪一个流派之中。”

王毅认为，虽然人们把王小波与顾准、陈寅恪等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在表述一种自由的思想和不受束缚的生活方式，但又有很大不一样。“顾准是要牺牲自己，承受最大苦难，人们对顾准的推崇都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但是王小波不再把苦难和牺牲作为唯一一种方式，他用机智、反讽和喜剧性的东西来面对这种悲情，这是跟以前最大的反差。看得越透，承载的东西越多，从王小波开始，这个模式改变了，他真正看透了。相比之下他没有理性那么清晰和逻辑，但同样是非常有力量的。王小波从这个纬度最深刻剖析了中国该抛弃掉什么，接受什么，他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他在讲这些时候都有一个最鲜明的负面坐标，那就是中国的历史。他是一种人性对荒谬天然的憎恶，对美的一种向往，他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都把这个当成一个基本的叙事背景。”

王小波热了10年，从最早知识界对他自由主义分子的定性和李银河对他的浪漫包装到因王小波的特立独行而出现的追随者，三者并无关系，但又遥相呼应。朱正琳分析:“我觉得王小波的被偶像化也许是一个值得从社会学或传播学角度研究的事实，但我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断言，这与知识界将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推崇的关系不大。一是知识界本来动作就不大，出过几本纪念文集，这些年也很少有人反复提王小波。二是知识界本身的影响力也较小，如果调查一下王小波的‘粉丝’，我相信他们大都不太看得上中国知识界。当然，偶像化也不是知识界追求的效果。以此推测，王小波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与王的被偶像化也许是两个平行发生的事件，不在一个区域或人群中，且基本不交叉）。要探究偶像化的原因，除了一些与传播有关的偶然因素有待研究以外，我以为可见的因素就是他那种独特的文风赢得了文学青年们的喜爱，当然还有嘲笑假正经和特立独行的形象赢得了他们的认同。”

自由主义，特立独行，这都不是王小波的全部，朱正琳也认为知识界还是太偏重于王小波自由主义倾向这方面的解读。他说:“在1998年王毅主编的《不再沉默》出版座谈会上，我个人表达过这个观点，因为我和他熟，知道他一点心事，如果过分地看重他的杂文，而不太看重他的小说的话他会伤心的，他觉得他最主要的成绩是在小说上。用他的话说就是:杂文是不得不说，有这么一点责任，说不上是艺术，但是小说对他来说是一门艺术，他是花费了很多精力心思。他曾经绝望过，觉得自己写不出小说，后来又觉得有这样的写法，又觉得可能能写一点的。照他的说法，《黄金时代》是他20年出来的一个中篇，所以他在小说上投入了最大精力。我们知识界因为自由主义倾向引起了最大的共鸣，这个共鸣放大得最多。我们也可以客观地说，现在主张自由主义理论的人大部分都是些理论家，这帮理论家在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方面能力本身就要欠缺一些，因为他不是那个行道的，对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认识不足。但是文学评论界对王小波的文学评论做得不是太出力，我没有看到过几篇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