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这几天读报，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央视一播再播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成了一个话题。《南方都市报》时评版连续刊发了几篇相关的评论，持论者几乎都在强调民主自由。比如庄礼伟教授的文章，就以“‘优质民主’是国家崛起的首要条件”作为标题；党国英老师指出“要合理地界定公权和私权，并对私权进行保护，必须建立民主制度，因此，理解大国崛起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民主’”；邵建和连岳说的“以人为本”和“大国民”，在我看来都是在说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我自己的前一篇文章，谈的是“大国”、“崛起”这些用语对民众的迷幻效果，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当我带着这个问题，想要去细看一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读到了《南方周末》记者对主创人员的访谈。这个短短数百字的访谈中，只有四个问题，分别问了该片的学术指导钱乘旦教授和总编导任学安先生。记者问总编导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主创人员，你们想传达什么？”他的回答中没有提到民主自由。记者又问了第二个问题:“有人在片子中读到自由、民主，这是你们要传达的信息吗？”总编导的回答是:

“我不同意这种表达方式，甚至不太喜欢这种解读方式……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民主制度来概括这个问题，这是片面的。我不太同意这个简单的抽象，也不喜欢这样的用词。这种过度抽象的解读，实际上背离了我们创作者的本意。”

而学术指导也在回答中作了类似的表述:“一谈制度就是民主是不对的……不能狭隘地理解这些问题。”

与专家学者的强调和呼吁截然相反，该片的主创人员对于民主自由问题反复使用了“不同意”、“不喜欢”、“片面”、“简单”、“抽象”、“不对”、“狭隘”等词语，不仅表达了他们的不以为然，而且传递出对这个问题的强烈的厌烦情绪(不同于一般性的持不同意见)。

我不知道钱教授和任总编导的真实意见如何，但是我知道现实中的确存在这种鲜明的对比:有人把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奉为圭臬，视作神圣，而另外一些人则避之惟恐不及，一听到这些词就极其厌烦，甚至反感。

我曾经努力去思考，他们为什么厌烦民主自由？如果说这些人都赞同专制独裁，或者认为人就应该当奴隶被豢养，那肯定是冤枉了他们。事实上，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曾经还为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告，现在也并不否定民主自由，至少不公开否定。

有一种答案是这样的:有些人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图谋一己之私利，让人反感；有些国家，比如美国，用强权推销民主自由，让人觉得虚伪。但是，被利用的岂止是民主自由？难道历史、国家这些东西被人利用的时候还少吗？篡改、欺诈、愚民、杀戮，人类有多少不义的行为，都是以历史和国家的名义！为什么钱教授和任总编导并不厌烦历史和国家呢？

我知道，在我的身边，有不少人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起初，他们对民主自由满怀憧憬，对那些勇敢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满怀敬意。但是随着他们在现实中的挫折、妥协、苟且，他们慢慢地回避这类话题——肯定别人的勇气，就等于映照自己的卑微和猥琐。对于一些胆小而又诚实的人来说，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大人物的人，却不满足于回避，对于自己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争取的东西，他们一定要把它说得一钱不值。于是他们去挑民主自由的毛病，果然发现了一大堆，随后就颇为不屑地指着它说:不过如此嘛，有什么稀罕，以后再别跟我提这个！他们越来越理直气壮，久而久之，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我并不确定钱教授和任总编导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口口声声要认真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之道的人，却表现得对民主自由如此厌烦，他们制作的片子，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浪费时间去看了。尽管任总编导在接受采访时得意地说:“一些地方官员通过各种渠道，想尽快购买影碟。”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