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

2.3.1经济自由主义对抗社会自由主义

工业革命大量增加了人类的物质富裕，但也对传统社会秩序产生彻底的分裂，并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污染、个人与其群体社会的疏离、城市内的拥挤、和童工的出现。物质和科学的进步提升了人类的寿命并减少必死率，使世界人口戏剧化的增长。这也导致了劳工过多的趋势，造成了工资的下降，但也不一定会降低生活的标准。米尔顿·佛利民指出这个时代造成的现象不是贫穷人口增加，而是“贫穷现象更显而易见”。经济自由主义者如约翰·洛克、亚当·斯密认为工业社会会自行调整这些问题而无需政府干预。在１９世纪，自由民主制国家的投票权都普遍延伸了，而这批新获得选举权的公民往往投票支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那些他们日常生活遇到的问题。识字率和知识散布的增加也导致社会上出现更多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者。社会自由主义者要求以法律来取缔童工、限制最低工资和工作环境的安全。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则反驳认为这样的法律是对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不公平要求，更不用说这样做会妨碍经济的发展。也因此自由主义内部开始产生争议。经济自由主义者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并希望缩小政府的规模。然而社会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机会的均等，并希望扩大政府的规模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和自然状态的困难所产生的后果，他们认为那些问题的严重只能由政府来解决。在１９世纪中旬社会自由主义因此和古典自由主义分裂，成为自由主义内部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分裂。

到了１９世纪末期，自由主义内部的社会自由主义部分开始增长，他们主张为了维护自由，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实现目标所需的基本要件，包括免于遭受剥削的保护、以及受教育的权利。在１９１１年霍布豪斯（L.T.Hobhouse）出版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书，总结了新的自由主义，包括有限制的由政府介入经济，以及所有人在交易时应享有平等地位的权利。

同时，自由主义中反中央集权的部分依然存在，并且也变的越来越激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形式。

2.3.2自然权利与功利主义

德国的威廉·冯·洪堡在他的著作里发展了一套现代自由主义的概念（TheLimitsofStateAction）。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在他的著作里普及并扩张了这些概念。他反对集产主义，但仍然强调个人生活品质的重要。他也同情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以及劳工的联盟。

密尔对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以功利主义来正当化自由主义。密尔将自由主义的想法根基在现实的手段和实践上，使得主观的自由概念能从让·雅各·卢梭的传统思想和约翰·洛克以权利为根基的哲学统一起来。相当讽刺的，密尔或许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他的功利主义是造成古典自由主义普及度下跌的主要因素。功利主义对公共利益的概念造成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开始被掩盖。密尔主张提供个人物质、教育、和道德的环境，以使个人自由成长。

2.3.3自由主义和民主

自由主义和民主间的关系可以由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来形容：“民主是政府的最坏形式，但例外的情况是，在尝试过其他形式皆行不通的时候..”简而言之，民主就其本身而言除了是对个人自由的保证外，无异是群众的暴政罢了。新的自由民主制一词则主张了两者间较现实上和谐的关系。自由主义者在专制政府被推翻后，又开始与新的由多数同意组成的政府奋斗。多数同意的概念成就了民主制度，在同时自由民主主义者又担心暴民政治的产生，也因此在自由民主制的宪法里建立了监督与制衡的系统，借由划分权力至几个不同的部门以限制政府的权利。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民主并非是他们本身的目标，而只是一种保障自由、个人、和多样性的手段。

2.3.4战争与和平

另外一个于１９世纪末期在自由主义者间产生的争议便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古典自由主义强烈反对帝国主义—这在现在被称为反干涉主义。格劳秀斯的正义战争理论是自由主义对战争的标准门槛，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也谴责英国政府扩张帝国的行为。在美国，托马斯·杰弗逊总结了不干涉主义：“与任何人自由贸易；不与任何人结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抛弃了正义战争的理论，威尔逊提倡集体安全的概念—主张一个由国家间组成的联盟应该阻止那些发动侵略的国家。威尔逊创建了国际联盟，但美国自身却由于国会否决而没有加入，但这个概念稍后也形成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单边战争—除了自我防卫的战争外。许多则接受多边的战争，由类似联合国的架构所发动以阻止种族灭绝。一些人则认为即使没有多国的同意、或类似北约架构的同意，也可以在阻止种族灭绝的目的下发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