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著名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

作者:朱学勤

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2008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有各种声音出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2007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却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

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阶段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阶段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联，而不是与第一阶段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革命几乎席卷了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几乎没有历史自觉。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线并没有改变。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尾巴，历史在断裂中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