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温州八大王”之一、现在的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
1971年,郑元忠外出打工时与同伴合影(后排左一为郑元忠)。
在遭受了打击经济犯罪风暴的洗礼之后,电器大王东山再起。
1998年9月7日,郑元忠获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称号。
◎人物:郑元忠
◎年龄:56岁
◎时代标签:中国第一代个体户代表
◎目前身份:庄吉集团董事长
温州八大王
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个体户代表。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分别号以“五金大王”、“旧货大王”等。在1982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打击经济犯罪风潮下，“八大王”均以“投机倒把”的罪名遭受打击。
根据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的连正德的回忆，“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和“旧货大王”王迈仟，里面没有“机电大王”郑元忠。按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和柳市镇工商所所长胡万昌后来的说法是，郑元忠就是“八大王”之一。
浮沉录
1982年初夏到1983年仲秋，温州柳市镇商人郑元忠一直逃亡在外，对他的通缉令撒往全国。他没有杀人越货，没有密谋反革命，只是办了几间电器作坊，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人民日报说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买了一辆别人罕有的摩托，就被治于“投机倒把”———这个在当今中国已经消失了十余年的罪行。
在当时席卷全国的打击经济犯罪风潮下，柳市镇至少有8个像他这样的商人以同样罪名遭受打击，由于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分别号以“五金大王”、“目录大王”、“旧货大王”等，所以当时通称为“八大王”事件，除了“螺丝大王”刘大源成功逃脱，其余7人全部入狱，最重的获刑7年。“机电大王”郑元忠在逃亡一年多后，回家不久被抓获。
1984年4月，“八大王”高调平反。温州民营经济从最低谷开始迅速发力，“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广为人知，但也一度让外界产生“姓社，还是姓资”的忧虑。郑元忠是“八大王”里继续从事商业的少数者，他在取得进一步成功后，39岁入读温州大学，后创办庄吉集团，成为商界风云人物，还是温州政协常委，荣誉接踵而至。
从体制外被打击对象，到社会名流，政治上终占重要一席的人物，郑元忠的命运转折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用他的话说是，“我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紧密相连。”
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开幕，开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文革”中被破坏的人大、政协制度在这一年得到完全恢复，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尽管受到遏制，体制外力量还是在上升的通道里，到1982年底，全国工商户已达101万家，是1979年底的10倍。但春天并没有真正到来。
打击走私到批判开放
1982年，中央连续发文要求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内各种犯罪活动，书记处率先派员到广东浙江等地部署行动
其时，随着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发展，南方沿海一些地方走私现象猖獗，广东一些县市出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聚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忧虑。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中央书记处于同日上午召开会议，决定派数名中央部门的领导人，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部署行动。
2月11-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会议指出，只有旗帜鲜明地坚决严肃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才能正确地健全地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不但是广东、福建两省的问题，全国各地和各个部门都毫不例外。会议不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反对，印发了针对特区工作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谷牧后来回忆说:“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
座谈会上，对走私的研究很快转变成对开放的批判，有人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宁可让经济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随后，在1982年4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向全国公布。《决定》尖锐地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已经和正在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我们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进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
《决定》确定了打击对象，并指出，对于虽不是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但确实扰乱城乡市场管理、妨害国家物资购销和损害城乡人员利益的人，也要依法查处。
省委工作组进驻柳市
柳市镇是温州民营经济发源地，浙江省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就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就把柳市划为重点
温州可谓中国民营经济最早萌芽的地方，由于这里地少人多，为养家糊口，温州人善于闯荡、经商，且大胆敢为，游走法律边缘。这里还是中国最早的包田到户所在地，比安徽小岗村整整早了22年，但被当作“资本主义”典型很快扼杀。
乐清县柳市镇又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这里冒出的私营电器商被当作“投机倒把”的重点对象，很多人转向地下生产。改革开放后，这些小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1981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企业有300家，而整个温州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推销员达数十万之众。
温州以“乱”出名，而乐清尤甚。当时有个传言，“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的连正德说，那几年，从中央部门到省委，不断派人到乐清了解工作情况。当时温州市委办公室主办的刊物《温州工作通讯》，有一份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的材料，说乐清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等好多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上到下对乐清的看法。
1981年初，邓小平、李先念先后批示，要求浙江省委彻底解决温州问题。同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任温州市委书记。据说，他下车伊始，首先来到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陷入了“敌占区”，这里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连正德说，当中央决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时候，浙江省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就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就把柳市划为重点。
1982年的柳市，还是一派杨柳依依、河水潺潺的田园风光。30岁的“机电大王”郑元忠骑着摩托车，在他贴着马赛克的3层小洋楼与作坊工厂之间招摇来回。“我在家里7个小孩中排行第五，从小家族里就说我聪明，我就是喜欢什么事都走在前沿，任何事情不管懂不懂，都要先去尝试一下。”他对红色政权曾激情满怀，14岁时带领11个小伙伴去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广场的疯狂人海里，远远看着毛泽东的身影，禁不住热泪盈眶。但后来，他挖起了“社会主义墙角”，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国营厂卖10元一个，他只卖3元，还能赚2元。
郑元忠据此积累资本，开有几间工厂，年产值百万元，是柳市镇仅次于“五金大王”胡金林的“二富”。“螺丝大王”刘大源的工厂里有4万种螺号，比上海最大的国营标准件公司还多2万，据说，这家公司的最后倒闭和刘大源的冲击有关。
1982年5月20日，浙江省委派出由常委李朝龙率领的工作组进驻柳市。
“八大王”多人相继被抓
罪名是投机倒把，郑元忠为“避祸”一度走上逃亡之路，一年多后潜回家中即被抓获，并被关进看守所
6月17日，在柳市镇工商所，对郑元忠的审查已进行到第29天。郑元忠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他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郑元忠趁机溜回家，他拿了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逃出了柳市。
当天深夜，警察光临他家，扑了个空。但是，其他“大王”大部分被抓。“目录大王”叶建华在家正为小孩洗脚，几个人找他去一家旅馆谈话，结果被关押在此。“供销大王”李方平被抓的理由只有一条:“将军也没有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因为他盖了一幢有围墙、有铁门、有庭院的四层别墅。
柳市首富胡金林虽然补上了6万多元税，但被告知“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他于是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准备好的各种证件出逃。两年多后，他以为风声已过，回家即被抓捕。刘大源是“八大王”里唯一成功逃脱的人，他逃跑时身上只穿着背心、短裤。
省委工作组指控“八大王”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是: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最后，在省委工作组的坚持下，“八大王”里被关押的人都受到了不同处理，“旧货大王”王迈仟最重，判刑7年。
“八大王”事件当时轰动全国。对“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人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了。这年柳市镇工业产值比1981年下降了53.8%，到年底，共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3万人。
经济整肃让私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的冲击最为明显。因为在“八大王”事件处理上与省委工作组对抗，乐清县委班子集体“倒台”，几名主要领导都被免职，直到1987年才平反。
1983年10月20日晚，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5日，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获。第二天，他被反铐双手，身上还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投入乐清县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他用几层报纸，裹着圆珠笔芯，给两个最好的朋友写信:“曾觉得自己在社会的道路上正常地行驶，怎么会在无意中独自出轨？而最可耻的是如今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步进牢房……如果有关部门早指出正确方向或错误的存在，我谅必自己早已悬崖勒马，决不会到今天的地步。到如今讲这是投机倒把行为，那么有关部门要负一定的责任……”
有一次，他靠在墙上写了一封2万字的信，责问政府政策为什么有变化，“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写了四十多封信，寄给他能想得到的所有中央部门，但都如石沉大海。
1984年春节很快就要到了，一天，他听到看守所的高音喇叭播送中央的最新一项政策，说的是搞活农村商品经济。“我感觉跟我这个有点对上了，我可能很快就会释放。”
郑元忠紧盯着看守所的大门。
平反，民营经济“井喷”
1984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后，“八大王”重获自由，郑元忠重操旧业，“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随即诞生
“1984年，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有人这样写道。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在1949年写过一部政治寓言小说《1984》，描写专制极权统治下人物的命运。1984年的中国，体制外的生命重又开始勃发，当新上任的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电器厂厂长张瑞敏规定职工“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时，北京40岁的工程师柳传志在一间小平房里创办了后来中国最大的电脑公司。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对深圳特区的指责仍沸沸扬扬，直到这年1月邓小平南巡后才暂时停止。2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继四个经济特区后，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开放，其中就包括温州。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新年第一天，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里面提到，“在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对经济上的问题，主要采用加强引导和管理的办法解决；对思想上的问题，主要用正面教育的办法解决，都不可简单从事。”
温州市委常委们正在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时，传来一个消息:洞头县发生了一起“虾米案”，一些农民把渔村的虾米收购起来运到外地销售，被当成“投机倒把”抓了起来。市委赶紧给洞头县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即放人。这个事情触动了市委领导们，大家在讨论时认为，要贯彻、落实好一号文件，首先必须解决“八大王”问题。
“常委们边学习，边讨论，越来越觉得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对搞活流通、发展商品经济怎样看的问题。在‘左’的目光下，到处是投机倒把、洪水猛兽，但用唯实的眼光看，这八个人是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农村的希望，是农民的榜样。这个案子，非平反不可。”袁芳烈回忆说。
其实，早在1982年12月，袁芳烈在发现经济整肃给温州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之后，就组织召开了“两户代表大会”（“两户”指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宣布“两户”靠勤劳致富，完全符合党的政策，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支持，他们的合法经营和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被认为是袁芳烈为“八大王”平反释放的一个强有力信号，由于抓捕“八大王”是省委的决定，他只有暗中发力，择机行事。郑元忠关押100多天而没有审判，据说与袁芳烈的态度有关。
在袁芳烈授意下，由市政法委牵头，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八大王”全案进行复查。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之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上符合中央精神。
当夜，市委召开乡镇干部以上参加的全市电话会议，在传达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精神之后，宣布为“八大王”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将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市委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勇于清“左”，坚持务实，敢于创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带领老百姓大胆发展商品经济，让党的富民政策在温州大地开花结果。
据袁芳烈说，在此之前，他已要求法院对案件重新审查，“查清一个放一个，但做得比较低调。”先后已有5人出狱。
1984年3月27日，郑元忠无罪释放。听亲友们说是中央一号文件救了他，他没立即回家，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
回到家中，郑元忠才发现“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院子，已经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几个“大王”聚在一起，都劝他别继续干这行当了。但他不听，把水田填平了，重又办起开关厂。
胡万昌说，郑元忠翻案对其他企业主影响很大，“就是说，没事了，共产党政策虽然有变化，但是还是讲道理的。就这样，柳市的低压电器又蓬勃地发展起来了。”6月，柳市低压电器门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从业人员逾5万人。
这一年，温州开始走上以“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能人，大气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之路，到1985年，全市已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耕地，转向经营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家庭工业企业达13.3万家，被称为“中国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媒体报道后，也开始有了著名的“温州模式”这一说法。
姓“资”姓“社”争论平息
1992年小平再次南巡为这场争论画上句号，郑元忠也开始了二次创业，他说他的经历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进步
“温州模式”提出后的两三年里，据说有60万人前来参观考察，其中副省级以上领导就不下200人。因山路难行，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后被浙江省委紧急叫停。
1986年，浙江省向中央提议建立温州实验室，提出:温州的模式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的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1987年国务院批准建设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一个重大的实验课题———农村股份合作制度建设。很快，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温州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1986年即发展到1万多家。郑元忠也在这年把他的精益开关厂改造成股份公司，而且是乐清县股份制改造0001号许可证。
但“姓社”、“姓资”的争议再次甚嚣尘上。一个“温州老百姓”写信给中央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1989-1991年，中央为此三次派人前来调查。
加上“温州货”成为假冒伪劣代名词，温州民营经济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拷问。
1991年秋，39岁的郑元忠告别风云诡谲的市场江湖，只保留精益集团30%的股份，以最大股东退居副董事长之职，并以年薪50万聘请了一位总经理打理工厂，然后走进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成了温大年龄最大的学生。他的理由很简单:“小时候我的人生目标是，一定要上完大学才算一个真正的人。”
1992年，邓小平再次巡视南方，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胆大包天”的26岁温州商人王均瑶创办了中国首家私营航空包机公司，正读大一的郑元忠也在筹划着第二次创业。
1993年，郑元忠以2年时间学完3年课程，顺利毕业。他打破家族企业模式，邀请温州服装业少帅陈敏、原精益总管吴邦东组成“三剑客”，创建庄吉服饰公司。1996年成立庄吉集团。
1998年，郑元忠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20年十大风云人物”，他对媒体记者说:“从十几年前被四处追捕的投机倒把罪犯，到今天的改革开放风云人物，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一个人身上的聚集体现。”
现在的郑元忠戴副金边眼镜，不再是当年那个骑着摩托车招摇而过的“农民企业家”。他最大的爱好是飙车，常在无人的夜里，把他的宝马车提速到300多公里。
他完全没有曾遭意识形态打压的阴影。他是政协常委，他喊出了“我要买下温州大学”的口号，他获得的承认接踵而至:十大风云浙商，中国十大工商英才，市劳模，省劳模……
相形之下，与他一起被赋予过多时代特征的其他“八大王”大多沉寂了。王迈仟1995年因病去世。叶建华出狱后，开了一间“笑笑照相馆”，后来关门，歇业在家。郑祥青办了一家电脑培训部，每天跑步、爬山，生活规律。陈银松曾开有一家模具厂，后因右腿受伤停业，现在柳市经营杂货店。“五金大王”胡金林则跑去柬埔寨发财，据说拥有一个月利润6万多美元的水电站和15万亩的森林开发权。
“八大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个体户的代表，在他们身后，新一代的温州商人、中国商人茁壮成长，由了先行者不自觉的试验角色，后人才得予在更广大舞台上演绎得精彩。1982、1984年虽已远去，但人们从不敢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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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元忠
编辑：
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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