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趟火车都有罪恶的货物！”史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在1932年所拍电影《上海快车》（Shang hai Express）中的台词如是说。

这句话同样可以套用在如流星般滑落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所搭建的财富迷宫上。

作为近年来新富陨落故事中的集大成者，今年5月引爆并在内地和香港引起轩然大波的周正毅案，在时隔4个月后，终于有了来自官方披露的事件进展:上海地方检察院已于9月初正式批准逮捕周正毅，罪名是“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尽管这两项控罪要比外界想象中较轻，但周案所掀起的波澜却很难被业界忘记。

在过去，他在明星圈制造绯闻和在资本市场上“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均给投资者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他则成了由“格林柯尔”和“欧亚农业”引发的“民企恐惧症”的新代名词——投资者不难在周案中发现过去内地民企上市后频繁上演的“吸水三步曲”——“围飞”炒高、批股派货、向大股东高价收购资产——的影子。

而在银行业和地产界，周案已触发了上海自1990年代经济重新起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整顿，全国范围内的行业政策重新检讨和整顿也由是加速。

到底是哪些因素，使一个出身市井的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海首富”，而后又突然成为阶下囚，并在银行业和地产界引发大震荡？《环球企业家》无意去探究与当下案情相关的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力求展现达到事业巅峰前的周正毅的生活中的每一侧面，并得到了一个类似于“美国19世纪的强盗男爵”及1980年代香港电视剧中的“流氓大亨”这样既让人击节称叹又让人生厌的肖像。

周正毅火箭般崛起的故事——在这里要比过去讲述得更为完整立体——正是当今转型中国商业社会的一幕悲喜剧:在其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中，精力充沛、志存高远、善抓机会、果断出击的周正毅再生动不过地诠释了“中国梦”；但其投机性极强的典型“新富炒作模式”——与权势结盟，拿“充水”资产向制度尚不完善的银行套取资金，投身像房地产开发这样令人目炫的游戏，充分利用内地和香港两个市场的空隙，在一个地方造势，然后在另一个地方买卖图利，从而一夜暴富——最终还是引火上身。

正如接受记者采访的上海的一位民营企业家所言， “周案的发生本质上还是个赢利模式的问题，而且它还不是个别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问题。因此周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也不会是最大的一个。”

眼下，周还在谋求反击——他控制过的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近日发表公告称:周已委托律师，寻求撤销向他追讨二亿六千多万元欠款的判决，及由安永接管其资产的令状。我们无法预测周最后的命运，但却可以确信，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最终确立，这样的故事再发生的机率是越来越低了。

上海往事

在把上海打造成一个可与香港相比肩的金融中心、亚太区的经济中心、世界级的大都市等种种设想逐步升级之时，被称作“下只角”的杨浦区至今仍是这个大都会里较为落后的地区，棚户成片、河水发黑曾是这里居民长时间的伤心记忆。

1961年，周正毅出生于该区杨树浦路附近一间没有阳台的老式公房里。那是苏联人建造的二层楼房，原来上面住人，下面养马，后来它们被改建成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控江新村。和周正毅的父亲周裕兴一样，大约有两万户产业工人居住在那里。

周正毅改变了周家“下只角”的生活。周裕兴夫妇一直到死，都为周正毅给他们带来的荣耀而骄傲。1995年，周母去世，上海交通路1941弄3号的邻居们至今还记得葬礼当时人声鼎沸的场面。2003年初，周父去世，以奔驰开道的庞大豪华车队更是让人过目难忘。

不过，即使这两位至亲，也未必知道他们的小儿子——5个孩子中排行第四的周正毅——是如何发迹的。周母只知道儿子在香港做大事，并经常在邻居面前夸赞儿子的孝顺——比如发钱让妹妹放下在上钢一厂的工作，专心服侍病中的母亲；而周父则在老伴死了以后搬到了有专人专车为其服侍的西郊花园别墅65号，并被传在2年前竟然以78岁高龄娶了一位年纪只有三十六七岁的新太太

周的姐姐，则乐于向邻居们夸耀，“我阿弟老聪明的。公司里5000多个员工，脑子一个也不及他。”

1977年，周毕业于上海控江中学初中。根据周自己公开的资料，当时17岁的周正毅成了待业青年，第一份工是在街道工厂做会计，月薪30多元。

尽管当时所需要的会计知识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与周相熟的人仍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周正毅没有文化的，只有小学学历，成绩很差的，他哪里有水平做什么会计！”

不过，周正毅从不否认自己的小学学历。人们称这是这位上海富豪难得的诚实——当时的中学文凭因为文革的原因是不能作数的。当然，承认这一点，也更能凸显其崛起的传奇性，增加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媒体所称的“卖馄饨起家”始于1978年——打了半年工的他拿出所有积蓄在杨浦区开设小馄饨店，成为个体工商户。不过，根据本刊记者的了解，所谓小馄饨店只是路边的小馄饨摊而已，实际并不是周有意为之，而是帮他母亲的忙而已。当时家里人操心的是他能够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周正毅是全家的中心，哥哥周正明插队江西已经在当地落户，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不可能比他重要。

1982年，周正毅通过接班的方式进入了父亲退休前曾经担任过生产计划科科长的上海电站辅机厂，在成品仓库当搬运工。“周正毅是那种好吃懒做的人，他怎么可能做得好搬运工。”一位曾在电站辅机厂与周共事的知情者说，“他因为表现不好受到了处分。也就一年多一点，他就离开了工厂。”

对于这一段历史，周很少对人提起。一则并不光彩，二则这种子承父业循规蹈矩的历史也是对其通过“卖馄饨起家”体现出来的进取心的一种抹杀。

从周后来发展的轨迹来看，周的“好吃懒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并不想靠体力吃饭——尽管他经常被人贬斥为“没有文化”。

从工厂出来后，周正毅在家里人开的烟纸店里站柜台，他做生意的天分由此真正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