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

经济观察报:在有了章程之后，一所大学在内部管理上怎么做呢？

朱清时:作为学术机构，大学内部不应该有任何干部级别，所有的管理者都能上能下。但是行政管理岗位一定要有高报酬，让这些岗位有足够的吸引力，精英愿意来做，但是他们的角色就是严格依照规章来管理，不能用行政化的办法来发号施令。管理者没有权力支配教授，而是要根据教授的需要提供相应服务。管理人员不能用自己的行政权力需干预教授的决定，更不能凌驾于教授之上。这就叫做“教授治校”。不是说每个教授都发号施令，而是他们集体酝酿出来的思想跟决策成为学校的主导。

经济观察报:在这样的体系中，校长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朱清时:第一，校长应该是教授们选出来的，校长不能“空降”。在校长遴选过程中，一定要听取教授的意见，使校长真正成为教授们的代表。既然是教授们选出来的，就要对教授们负责，如果不对他们负责，教授把有权利罢免、更换校长。这和“空降式校长”完全不同。这是教授治校的决定性环节。第二，校长要善于民主协商，在学校重大问题上与教授们商讨，真正反映教授们的集体意志。所以，教授治校和校长治校不矛盾。梅贻琦说过，教授开会的时候校长只是端板凳的，但是这一点也不意味着校长就没有权力，实际上并不是每个教授都有权力，教授治校意味着教授们的集体权力被校长代表了。

经济观察报:既然校长要善于倾听教授的声音，代表教授的声音，这就需要校长是一个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

朱清时:校长一定要懂教育，只有懂教育才能理解教授们的意志。所以，派一个同级别的行政干部来当校长，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因为人再能干，如果不懂教育，可是往往自以为很懂得，会把事情搞糟。

经济观察报: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家？

朱清时:教育家就要懂得教育的规律，教育的最高规律就是不要以个人意志去干预教育，而要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去做。比如，大学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一个安静环境，让大家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可是过去十年中国教育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各个高校都忘记了这个根本，纷纷建校舍、辟新校区、扩招，轰轰烈烈。这只对行政官员有好处，因为这是明显的“政绩”啊。结果教育的根本遭到了破坏。所以，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不好大喜功，更不可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大学就是仰望星空的

经济观察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和处理大学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呢？

朱清时:大学一定是要高于市场的。大学不能急功近利，急功近利就失去大学的精神了。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引领社会文化，大学应该是思想高地，社会前进要靠大学去引领。就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的那样，大学就是“仰望星空”的。有了仰望星空的人，才能引领文化。我们往往认为大学办产业是借鉴美国的经验，其实不是。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等学校，大学只是一个思想库，有凝聚力，创新的思想为产业创造了机会，并不是大学在办产业。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时候，该校有五位教授发明了半导体激光光谱议，他们联合成立了一个公司进行商业开发。该校同意他们办公司，但是他们的公司要和学校完全脱钩，不能与学校之间有利益牵连。

经济观察报:可见这些学校把学术、政治、经济分得很清楚。

朱清时:政治家、企业家都很伟大了，对社会贡献很大，但是不能跟学术混淆。学术要跟金钱和权力脱钩，才能保证学术纯洁，学术自由。大学就是追求学术卓越，不能跟金钱挂钩，也不能跟权力挂钩，这样才能保持大学的纯洁。说到底，办企业就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学校的文化和精神应该是面壁十年，清心寡欲，专心把学问做好。这两个是完全矛盾的。学术不能受金钱和权力的干扰，金钱和权力不能到引进学术中来，否则学术必然受到伤害。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大学改革的困难？

朱清时:大学改革是很难，尤其是老大学要改造很难，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和人员包袱。老大学很少希望，中国需要很多新大学。现在在全世界，有好多新型大学一下子就变成一流了。经济观察报:包括现在的香港科技大学，二三十年就成为亚洲的名校。

朱清时:因为新大学没有包袱，完全可以按照新的模式来做。中国也是一样，我看中国的大学改革，将是新大学按照新的体制运作，老大学按照旧机制运作，慢慢地新大学的水平会越来越高，而且新大学走到前面以后，会逼着老大学会进行改革更新。当然这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现在大家对南方科技大学充满期望，你们能否走出一条新路？

朱清时:未来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最大作用，就是先让大家看一看，大学原来可以这样办。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们已经遇到了许多困难，前面还有许多未知的困难险阻，也许我们不一定能最后成功。过分被关注的，反而困难重重。南方科大的最大作用可能是给大家一些启发，引起更多的人进行这样的探索，但也许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新大学，因为不被注意，反而可能会走得更远，甚至最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