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马国川 近年来，中国的大学似乎陷入了丑闻泥潭之中，不能自拔。论文抄袭、校园腐败等新闻不断见诸报端。社会的批评和指责丝毫没有效果，反而不断有新的大学丑闻践踏人们的心理底线。于是人们开始麻木了，更有悲观者断言“中国的大学已经没有希望”。

但是在两个多月前，一则与大学有关的新闻却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终于确定。2009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聘期5年。

这则新闻所引发的热议持续至今，即使一个月后爆发的武汉大学腐败案也没有转移人们关注的目光，反而更加刺激了人们对未来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期望。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实现梦想的地方，这里没有多少历史包袱与传统框架的束缚，人们热望这里诞生一所真正的大学，为备受嘲笑与讥讽的中国的大学争一口气。

作为200多位竞争者中的胜出者，朱清时也成为媒体追捧的人物。据悉，与以往高校校长由组织人事部门直接任命的方式不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选拔是按照国际惯例，借助国际人力咨询机构全球选择，并通过校长遴选委员会投票后，再由组织人事部门任命的。据悉，除朱清时外，当时进入猎头公司名单的还有麻省理工学院一位院长和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竞争不可谓不激烈。而遴选委员会提名时，唯有朱清时一人获得了全票支持。

朱清时并非是第一次走进公众的视野。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因为对高等教育理想的思考与坚持而为公众所熟知。获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后，朱清时曾经表示，他将把创办南方科技大学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创新机制体制，吸引华人一流学者乃至世界杰出人才加盟。近期这位63岁的科学家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详细阐述了他对大学的理解和认识。

学术界的创新能力在萎缩

经济观察报:看简历，你长期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研究，直到1994年才到大学工作。

朱清时:我过去是做科研的，1994年调到中国科技大学才开始搞教育，先后做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1998年开始做校长，做了十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十几年里，我一直在思考教育改革。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会想到要搞教育改革呢？

朱清时:现在回头看，我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刚当研究生院院长的时候，发现教育现状不理想，认为我们的课程体系不行，内容太陈旧，教材不好，老师讲的也不是太好。我在国外的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知道国外大学的教材写得很精彩，学生都很爱读，而且教材更新很快，知识组织得也很好。相比之下，我们严重落后。所以我在中科大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到全世界各地去调查，回来编写新教材，进行教学改革。

经济观察报:效果如何？

朱清时:开始还行，后来推进不下去了。因为我发现，不是教材的问题，教材是表面的现象，是技术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应试教育。不管是高等教育还是中等教育，都是灌输式教育，把学生是当作灌输的对象，不重视学生内在能力的培养。于是我做校长以后，就努力改革这个问题。做了很多试验，也做了很多工作，最近两三年我发现，这也不是根本问题。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呢？

朱清时:我们要做的改革，包括培养创新能力，素质教育，想了很多办法，喊了那么多年，没有效果。而国外的一些著名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从来不提这些口号，但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很有创新能力。于是我认识到，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机制和体制在起作用。2008年我卸任校长以后，角色换了，想回到教学和科研生活中去。这时发现，学术气氛发生了明显变化，老师和学生们的创新能力都在明显地萎缩。现在杂志比以前多多了，可是很少有人读了，即使读了也没有什么收获，因为极少有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多数是水分太多。也就是说，现在学术界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即出版物由于缺乏内涵，没有读者，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印刷品回收，还污染了环境。

经济观察报:这种萎缩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吗？

朱清时:我还发现，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对学术交流的兴趣都淡漠了。没有交流，新思想就不会有发展。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在国外的时候，学术界最大特点就是酷爱交流，在国际会议上主动和不认识的人交流，汲取别人的新思想。而现在呢，学术活动虽然多了，多数都是讲排场，都是请一些大腕做大报告，没有什么年轻人。不是因为大腕们有什么真知灼见，而是因为他们身份地位高。大家并不在意交流新思想，而是崇拜权力和地位，这是对学术的伤害。年轻人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没有了，一方面是大家对新思想的追求已经没有劲头了，另一方面即使有了新思想都要保密，害怕别人“抄袭”，自己埋头苦干，期待一鸣惊人。闭门钻研者往往一事无成，因为所有的原创思想都需要在交流当中不断磨砺才行。这些现实让我深深感到，现在学术界的创新能力不仅没有进步，而是在退步，在萎缩。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