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刚刚出版的《广东消费蓝皮书》通过实证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与其父辈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老一代农民工的80%-90%会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却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

刚刚出版的《广东消费蓝皮书》通过实证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与其父辈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老一代农民工的80%-90%会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却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

出现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不难理解。老一代农民工虽然长期工作、生活于城市，但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城里人，也从来不敢想象自己能够成为城里人。城市虽在自己身边，但他们没有、不敢、也不能把城市当成自己的家。在他们心目中，乡村依然是他们的家，城市只是打工、谋生之地，为的是在乡村过上稍微好一点的生活。如果他们有大宗消费的能力，那也是在乡村，他们会把在城里工作辛苦结余的每一分钱寄回家里。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与他们的父母辈大不相同。他们中有很多人从小就跟随打工、经商的父母生活在城市，有些人则可能在中学毕业之后到城里寻求改变命运的机会。不论属于哪种情况，他们都有一种相当明确而强烈的信念:自己也应当生活在城市。他们在心里已经把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而把自己户籍所在的、父母的家，只当成“老家”。他们已经做好了在城市长期甚至永久生活的打算。

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生活期待，他们也过上了一种城市化的生活，与城市人口相差无几。可以预期，随着他们积累一定的收入，其中有些人会在城市购买房屋或租赁房屋，让目前的城市化生活方式得到提高，接下来他们将在城市成家立业，养儿育女。

应当说，新生代农民工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城市化来说是良性的。过去二十多年来，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但是，由于种种法律、政策与文化方面的原因，城乡之间的分隔移植到城市内部，形成城市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割。在城市常住人口中，一部分是城市户籍人口，另一部分则是所谓“外来人口”。这两部分人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尤其对城市的认同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从消费模式看，第一代外来人口身在城市而心在乡村。他们虽然在城市长期工作生活，但因为没有被城市当成市民对待，于是将在城市辛苦积攒的钱拿回乡村建造宽敞的房屋。事实上他们又不会在乡村长期居住，因而虽然花了钱，在城市的日常居住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同时，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们等于占用双份房屋，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第二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实质是，他们自然地认同城市，生活方式也趋同于城市户籍人口。因为这一点，他们完全配得上一个新名词:新市民——— 当然，从贫富分层结构看，他们属于“穷二代”。随着这个新市民群体的形成和扩大，城市内部常住人口之间的隔阂将会逐渐淡化。这将使新市民的福利得到改善。比如，他们可以把自己的钱集中花在城市用于购买或租赁房屋，而不是到乡村去盖自己可能住不了几天的房屋。城市也可以从这一变化中得到社会与文化上的收益。比如，年轻的新市民们的生活方式与城市户籍人口趋同，意味着城市内部过于醒目的生活方式上的反差将会弱化。很多城市人口是以某种厌恶的眼光看待那些因为贫困和缺乏城市生活理念而过着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农民工的。现在这种情形将会减少。同时，随着新市民对城市认同的强化，市民头疼的治安问题也可能得到缓解。

但是，新市民心态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也给城市管理提出了挑战。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来自新市民的自我角色定位本身:他们相信自己是城里人，应当居住在城市。由于这种信念，如果发生经济衰退，城市再也无法轻松地找到失业人口泄洪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阶段，失业总是发生在产业最低端，波及人口主要是所谓外来人口。但第一代农民工不把城市当作家，一旦发生经济衰退，在城里没有做工的机会，他们会主动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反正这里是自己的家。正是这个原因，过去两三次经济衰退期间，城市似乎都感受不到过于明显的失业压力。但新市民在遭遇失业时，很可能不会回家，而依然滞留于城市。在城市，失业就将是显性的，城市政府将面临更大的经济与社会压力。

新市民的城市认同和城市化生活方式也对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发展路径构成挑战。城市政府再也不能像对待其父母那样对待新市民，他们期望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他们也将像城市人口那样购买或租赁住房，收入又相对较低，那城市如何满足他们的合理愿望？对于这些问题，城市政府不能不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