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评第332期

去年供暖前的那场大雪，把大家冻得不轻。眼见的许多地方都开始提前供暖了，女朋友所在的城市还毫无动静。她打电话给我抱怨的时候，我撺掇她：给我抱怨没用，你给市长打电话啊。可是，市长电话是多少？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个市长公开热线——那个热线，当然不是市长接的，打过电话去，许多信息接电话的人都给吃掉了，根本到不了市长那里。那时候我真的很感慨，谁都说，市政府的官员们是人民的公仆，可是主人想找到公仆的电话还真是困难啊。

当然，困难与否是相对的。对于我等屁民而言，找到市长反应问题确实困难。但是对于那些骗子而言，却能很容易的搞到市长的电话。近期广东省高院对外宣布的一起案件，就让我是明白了，找到市长电话并不难，关键是你有没有钱。

当然，这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重点在于，那个倒卖市领导电话，名叫周建平的男子，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制社会里，人人该懂点法。我们就从这个罪名说开去。

周建平这次领罪，根据的是2008年2月28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这条法条是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而根据2009年10月15日公布，16日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第1款规定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第2款规定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也就是说，“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将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的，叫“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而一般主体窃取或者以非法获取上述信息的，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周建平既然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主体，那么犯的罪就是后者了。

按照我的理解，这条法条应该是一个整体，前者是出售，后者才是非法获取。按照常识来看，如果没人非法出售、提供，一般个体从哪里去非法获取呢？从公开出版物或者媒体上搜集到的总不算非法获取吧（更何况一般情况还找不到）？既然周建平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一案，是由检察机关进行调查并提起公诉的，那么为什么查到了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人，却没有进一步去调查他是从哪里获得个人信息的呢？既然有人因为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获罪，那么非法提供、售卖个人信息的，难道我们的检查机关就没有义务进行调查取证吗？

当然，我对法律问题知之甚少，问的可能不专业。还是来看看法律专家们怎么解释的吧。

沈彬认为，刑法这条修正案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公权（或者通信医疗等准公权部门）侵害公民的信息安全。从法条上可以看到，对于这些准公权的规定是最多的。可是现实中，这条针对于准公权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行为却有被架空的危险——这在许多涉及到公权的法条中都有这个嫌疑——因为一款中有一个前提是“违法国家规定”。可是沈彬指出，现在国家颁布的法条中，几乎没有明文规定电信、教育等部门不得出卖公民的个人信息。比如2000年出台的《电信条例》没有一条明文规定，电信运营商不得出售用户信息。

对于周建平的侵犯个人信息一案，众多评论者都将矛头指向了出售、贩卖个人信息的准公权部门，认为司法大头不管，只罚小头，有失公允。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连法条本身都有失公允，又该指责谁呢？

而按照法律学者王琳的观点，《刑法修正案（七）》自2009年2月28日起正式施行，而周建平“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发生在2008年11月。依据刑法溯及力“从旧兼从轻”原则，修正后的新规并不能自动适用于既往发生的案件。现在按照刑法修正案来判罚周建平，似乎更是有失公允。难道真的是因为许多论者所质疑的，这次司法判决，并不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而只是为了保护官员？

ps：我同意王琳的一个看法，相对于相比“第一案”，公正其实更重要。我写这篇评中评，并不是指责法院的判罚，而是觉得选择性执法问题实在有失公允。

凤凰网评论编辑：张恒

上期评中评：欢迎进入王小波所说的数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