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关于“女秘书”的评论挺多的，那就谈谈这个吧。一个女孩子，给四个老总做过秘书，就因为这个经历，相亲八次全部失败，相亲对象坦言怕戴“绿帽子”。

其实这个新闻昨天我们开例会讨论过，男性同事的第一反应都是笑，包括俺在内。吕频说的真是没错：“很多人对其没有愤怒，而往往只有调侃甚至羡妒，从舆论上更助长其合法性。”，而就这篇评论后面，网友的回复是：“现在秘书跟老板上床的还少吗”没错，这就是现在的舆论大环境，也是现在的社会大背景——这是一个男权社会。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职场上的游戏规则并不是由她们来制定的。”

但今天更多的评论，抛开了“女秘书”本身，谈论的是更多职业存在的问题。比如王石川就列举很多职业：

医生，被称为白衣天使，但还有多少人服服帖帖地对之尊敬？与之相反的是，人们常以“白眼狼”加以形容；教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还有多少人会这么认为？就连教授，在多年之前，那可是德高望重、腹笥丰盈的代名词，但现在“白天是教授、晚上是叫兽”的说法流布甚广；公务员，如今看起来依然是一个光鲜和体面的职业，但它同样无法赢得人们的尊敬，网民以公务猿谑称之；至于官员，更是被公众讥议，不少人甚至以无官不贪来形容之……

不要以为只有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才有问题，所谓“受害者”其实也有责任。陈一舟以医生红包为例分析了这个过程：

当初主动索要红包的医生终是个别，但当‘送红包’的潜规则被放大之后，不该收的也开始收，不想送也开始送了。到了后来，患者不送红包便心生不安。

我们一边唾弃着想象中的被潜规则的女秘书，一边却又默默遵照某些潜规则行事———这种吊诡的事儿和心态足以说明，被潜规则的其实不只是女秘书，还有世态人心。

您看，说到这里，受灾面积有多大：女秘书——更多职业——普通民众，差不多把中国人给一网打尽了。当然也包括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您和我正在写文章的我。如果能够把这篇文章看到这里，还有勇气留言唾骂“女秘书”，我只能佩服你脸皮之厚了。

下面谈怎么办？

前提是大家都不是无辜的，但选择却有两种：1、大家都不干净，我也只能从众；2、大家都不干净，就先别急着责怪别人，先从自己做起。

这里我不想论述我们应该选择哪条路，这种论述是无力的，最终只能诉诸内心的力量；我只能说，我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或者说，我会尽量选择走第二条道路。作为媒体人，我可以很坦然地在这里说：从业以来，我没有收过一分钱的红包。这句话我经常说，很是得意洋洋！曾经在一个媒体人qq群里，有人问咱们这里谁没有收过红包，结果就我一个举手了，那时候我在央视，声名狼藉的央视。每次有表白的机会我都不放过，很早之前我看过茅于轼先生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茅先生说，你做了一件好事，然后你告诉别人你做了好事，这等于你又做了一件好事。这句话有点绕，茅先生的意思是做人要敢于扬善，哪怕这件善事是自己做的。所以从此我做了好事总是不会不好意思说出来——这个社会有些莫名其妙，做了好事的人反而不敢说。

诸位知道吗？每次有机会收不该收的钱，我总是会想：如果收了，我就一辈子都不敢说这样的话了，不划算啊。其实这很难吗？不难，我身边不少朋友都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的职业素质越来越高，他们的工资、位置也越来越高。走正道，没那么难。

上次做林勤纲的专题，我就想我们到底该向林勤纲学习什么？想来想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做一个有职业精神的人。这是一个多么低的标准啊！——这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不要求我们做道德的圣人，去牺牲，去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只不过规规矩矩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行了。

做人干干净净的，睡觉也睡得舒坦，多好的事情啊。不同流合污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至少我的人生经验是这么告诉我的。一个动辄把责任推给环境的人，其实只是输给自己虚弱的内心罢了。名声再差的职业，只要你能坚持，总是可以做一个干净的人，总有一天你身边的人会习惯你的；总有一天你会认识更多的同道互相取暖。再说了，如果你的环境糟糕到了不同流合污就无法继续工作下去的程度，那就换一份工作吧，正如之前我在劝29岁市长周森峰时所说的：“如果还是想不通，觉得不快乐，就别干了。和内心的快乐相比，市长并不重要，这年头不是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吗？”

人为什么一定要生活在粪坑里，让自己慢慢地变成一根蛆呢？

凤凰网评论编辑：彭远文

ps：反求诸己，我们做个调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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