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与80年代相比，自然90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是极大的富裕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90年代比80年代多了许多东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许可以发现90年代跟80年代相比，我们在某些领域又少了一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请出温元凯先生，您好，温教授。

温元凯：您好。

邱震海：90年代我们知道您曾经到美国，在华尔街工作三年然后又回来，但是我们注意到，回国以后的温元凯，一个启蒙主义者的温元凯消失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温元凯消失了，当然多了一个成功的金融家的一个转型，从化学家到金融家的转型。您觉得从您的心理历程上说，为什么会这样？

南巡推动中国再次开放

温元凯：我认为邓小平非常了不起的推动了南巡讲话，所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是非常伟大的，中国再一次实际上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我认为这个南巡讲话奠定了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基础。

90年代中国经济高度发展

温元凯：整个90年代如果拿80年代来对比的话，那么90年代是中国各个领域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中国大家可以看到，经济战线上、财富实力上、民营经济上、外资开放上，90年代都是获得了最非常成果的这么一个10年，一直延续到我们21世纪的8年。

90年代趋于务实

温元凯：所以90年代对80年代来讲，经济大发展了，各方面的事业大发展了，教育某种意义上也发展了，人们更务实了。作为我来讲，我92年到了美国，作为我来讲，我也在非常深刻的思考，我今后应该怎么做。当然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科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作为我80年代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某种参与和贡献来讲，我也在深刻的反思自己，我应该怎么办？

个人转型的心路历程

温元凯：从90年代以后，从某种意义上，我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体制外的人，因为80年代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是系主任，我是教委副主任，甚至我是主席团的成员，我可以在所谓体制内发挥很大的作用。90年代作为我来讲，已经成了体制外的人，我怎么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有机会进华尔街工作，基于我到了美国以后，对美国的研究，我认为华尔街资本市场，这是美国非常厉害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这是中国集体短缺的东西，而且也是中国空白的一块东西。

所以我当时下了很大的决心，48岁改行，从一个化学家到一个金融管理领域里面，我在华尔街工作了三年，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投资银行一些务实的操作，那么我慢慢实现了我人生职业生涯的一个转型。当然我现在从来也不敢称自己是什么金融家，或者是管理家，甚至是经济学家，但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

97年我回到国内以后，当然作为我来讲，我非常清楚的意识到，我最大的舞台，我的根是在中国，所以我也毫不犹豫，尽管我处境不会特别好，但是我还毅然回来。回来以后当然我走得一条是能不能走上一个创业的道路，我就和民营经济的这个层面，和民营企业家合作，开始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我对来讲，可能比较务实的一条道路。

那就是参与管理，参与推动资本经营，来做所谓管理咨询的工作，慢慢慢慢，当然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成为中国管理咨询领域里面也算一个先行者，开创了所谓中国的管理咨询的第一批的为企业家的服务，同时我更加多的研究了民营经济，研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理想与务实之间

温元凯：那么我回来以后，一开始也注意宣传了华尔街这些先进的理念，我做了一系列的讲演，叫“从华尔街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等等。作为我的转型来讲，拿90年代来讲，这个恐怕和潮流有一定的关系，多了一点什么呢？多了一点务实；少了一点什么呢？少了一点理想主义，少了一点参与社会变革的激情。

作为我来讲，我也是个很务实的人，我回到国内我要生存，我要养家糊口，所以我就走了一条，所谓走了一条走上经济的推动的一条道路。当然我很快也找到了自己，我认为比较好的定位，那就是实际上我就会在财富领域里面，会在发展民民营经济的领域里面，仍然做一个思想启蒙者的作用。

所以我对自己来讲，我没有所谓消失一个理想主义者，作为我来讲地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作为80年代来讲，我是一个关心国事、有企业家头脑的学者，因为我主要当时还是学者。那么90年代，我如果定位，应该定位成关心国事，有学者背景的，我也谈不上企业家，作为一个推动企业的经济人士，所以这就是我的角色的很大的转型。

我认为，作为我自己对自己的优化选择来讲，我认为我这样的选择是明智的，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我是80年代一大批中国思想启蒙者中间，到了90年代，到了21世纪，我是某种意义上最幸运的一个人。我今天仍然能够在中国几百个城市讲演，某种意义上我今天在做中国财富发展的思想启蒙者的作用。

我写了《品质成就财富》，研究了中国的亿万富豪，我写了《牛市一万点》、《中国财富大趋势》，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我这本书将来会起的作用，也不会比我的80年代的《中国大趋势》作用小，为什么？大家应该认识到下一阶段，我们进一步要推动中国财富的创造，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才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变革的基础。

如何共时研判知识分子现状？

邱震海：温教授，您刚才谈到你个人的很多转型的经历，这个从个体放大到整个一个集体，我们可以看到这可以说是90年代中国整个的知识分子，整体的一个可以说发生了变化。我们先不管它的客观原因，我们先看就目前这个现状而言，您刚才谈到你个人对这个现状以及把个人的前途跟未来，这个整个的社会联系起来看，您认为有发展前途。但是从一个整个的一个集体，从一个知识分子集体目前这种状况，您给他一个怎么样的，就这个共时划分、共时研判，您怎么看目前的情况？

温元凯：好的，这个共时其实是应该引起比较担忧的，90年代，包括到现在为止，和80年代的变化，我们经济发展了，人们富裕了，知识分子也都开车了。大学教授很多都有车了，银行里也有存款了，收入比过去大幅度增高了，确实生活好了，但是理想主义减少了，改革的激情减少了。

须重燃改革锐利火焰

温元凯：所以我们将来等一会儿要谈展望未来的话，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去年要提出中国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重新燃起改革的锐利的火焰，这样才能解决当前社会的矛盾，推动中国进一步的进步。

社会的富裕与理想削弱

温元凯：所以90年代跟80年代相比，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社会富裕了，但是改革钝化了，理想主义被削弱了，知识分子中间更多的人讲利益了。“利益”两个字慢慢变得社会中间，甚至各个阶层更加关注的主题，所以这个某种意义上是可悲的。

邱震海：您认为现在中国改革走到现在，可以说是整整30年时间，目前一个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在那里？

财富积累引发新矛盾

温元凯：我认为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现在复杂了，因为财富在中国的积累，引起了一系列新的矛盾，比如说贫富差距，中国一方面确实涌现了一大批的中等收入家庭，这个家庭已经很了不起了。根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盖勒普的统计，中国家庭收入在6万-50万之间的人口已经有1亿3千万了；社科院也有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的中等收入家庭，就是国外讲的中产阶级，在城市家庭的比例中间，已经占到19%。

另外，中国的富人也很惊人了，中国某种意义上，根据我的研究，财富可能在千万以下的人、家庭，恐怕要大好几百万，甚至要超过1000万。这么一个庞大的所谓群体的话，他们某种意义上也要进一步要求社会有进一步的政治改革，所以这就是中国未来进一步要发展，90年代所产生的问题。

邱震海：好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从90年代到21世纪的头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路走了整整30年，从原来的启蒙到后来的消沉，到现在重新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重新产生一种新的对未来公平和一个良好的发展。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中国的改革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不知道彼岸是个什么样子，那么现在知道了吗？未来这个彼岸又该如何进行描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