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五四”后第二次启蒙
2008年11月20日 08:28凤凰卫视 】 【打印

11月19日《震海听风录》

解说: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期,如何评价80年代思想解放与启蒙?而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有哪些特点?反映哪些深层含义?著名学者金观涛做客《听风录》,深入分析近30年来中国思想启蒙的发展历程与困惑。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纪念改革开放30年,人们就不能不谈思想解放,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思想解放,也就没有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进程。那么提起思想解放,人们很自然就会想起从1979年开始的为期10年,并席卷中国大地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我们先看一个短片。

思想启蒙:历程、困惑、反思

解说:纪念改革开放30年,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不可忘却的年代,这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启动的10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在思想领域里极其活跃,并由此留下了极其深刻而长远影响的10年。有学者将这10年称为中国继“五四运动”之后,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的10年。

有学者认为,这一过程主要由两大运动组成,一是由官方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志在为经济改革提供一个比现行体制较少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二是一场民间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从一开始便掌握在民间知识分子手里,他们利用官方开启的思想解放空间,从事着启蒙思想和开启民智的耕耘工作。

这两大运动在整整10年时间里相辅相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思想史留下了极其多元和精彩的10年,也称为至今仍为许多人所称道的一个精彩瞬间。从人道主义讨论、文化热《走向未来》丛书、《读书杂志》,直到一些文化思考题材的电视片,思想启蒙如一股旋风,席卷了80年代的华夏大地。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观涛是一个不可遗忘的名字。

邱震海:我想在今天中国大陆可能是4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都会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而这套丛书其中有许多编委,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编委可以说是灵魂人物之一,就是金观涛先生。那么今天非常高兴金观涛教授就在我们的现场,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个有关他的一个个人情况的一个介绍,看一下。

解说:金观涛,浙江义乌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讲座教授;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代表作有《系统的哲学》,以及与妻子刘青峰合作的著作《兴盛与危机》、《开放中的变迁》、《观念史研究》等。

80年代,金观涛担任《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和《走向未来》杂志主编,这套丛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杂列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之一。《走向未来》丛书共出版74种,曾对一代人产生影响,是当时启蒙思潮的代表。

邱震海: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请出金观涛教授,你好,金教授。

金观涛:你好。

邱震海:非常高兴,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由您参与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可以说在80年代是伴随着整整一代人的成长,那么让我们现在谈谈80年代中国当时这个席卷中华大地为期10年的,可以说是思想解放,也可以说是思想启蒙运动。我知道您曾经将这场运动跟“五四运动”做过一个比较,称之为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为什么?

80年代:“五四”后第二次启蒙

金观涛:是的,这个我之所以把这个1980年代的整个思想运动,称之为继“五四运动”以后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候,都是要经过一个思想的现代化,只能称为“人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启蒙运动在这个思想现代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是经历过一次很伟大启蒙运动的,这就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启蒙任务未真正完成

金观涛:我之所以把这个80年代思想运动称为继“五四”以后的第二次启蒙呢,因为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的这个任务,并没有真正的完成。而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只要一个思想任务、思想现代化的任务,或者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任务没有完成的话,那么这项任务就会由历史一次一次的向后继者再一次提出来。因此我认为1980年代正是完成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而发生的。

邱震海:您刚才说到这个“五四运动”有东西没有完成,那么什么样的任务在当时“五四运动”没有完成?

“五四”前期:思想启蒙

金观涛:我们知道,这个“五四运动”严格来可以分成两段,它也是10年时间,它前半段我们可以称为一个所谓启蒙、思想解放,或者是重新评估一些价值,所以我们二十世纪到今天为止占主要地位的一个重要思想,都是“五四”时候提出来的。

“五四”后期:意识形态建构

金观涛:但是我们知道“五四运动”这10年的后半段,它就是由思想解放启蒙,转向了意识形态建构,产生了两个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所以呢,其实正是因为“五四运动”的后半段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建构,导致了中国的党国体制,跟意识形态的统治。

80年代启蒙:反思意识形态

金观涛:所以我想这个“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就是指党国体制跟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弊病而言的,而80年代的启蒙运动,正是继它没有完成的任务,来反思党国体制,反思意识形态统治导致的另一次启蒙。

邱震海: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80年代被您称为是“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您认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偶然的、无意识的举动,还是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的一种启蒙运动?

80年代启蒙乃历史必然

金观涛:我想这个肯定是历史的必然,这样一个大的运动,对中国产生这样影响的运动,不可能是偶然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说是必然呢?因为这个80年代这个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起来,我们知道是党国体制,特别是那个文化革命带来了巨大灾难的一个后果。其实如果我们讲这个中国近30年的发展,是整个是文革的一个反思结果的话,那我们可以讲,80年代的启蒙运动正式在思想上来全面反思文革的灾难。

反思文革和“五四”未完成使命

金观涛:不仅反思文革的灾难,而且是把这个反思过程一直推到从“五四”以后到党国体制的形成,包括所谓革命乌托邦的这个它的付诸于实践,它整个对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的实现,它是中国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因为它是文革带来灾难的一个结果。

邱震海:那么现在当我们谈到“五四”也好,谈到80年代思想第二次启蒙运动也好,既然反思到党国体制,反思到这个由于对中国现代化追求而最后出现的意识形态的追求,您认为无论是“五四”还是尤其是80年代这场启蒙运动,第二次启蒙运动,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跟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或者它跟当年的文艺复兴后来的、以后的几百年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多大的可比性?

80年代思想解放与欧洲启蒙

金观涛:那个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一讲启蒙的时候,都会想起康德讲的那句话,就是启蒙它是这个实际上运用它的理性,来重新评估以往的一些价值。

欧洲启蒙:现代普世价值涌现

金观涛: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启蒙运动在西方的出现,如果我们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上来看,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作一个现代价值的,普世价值的一种现代化过程。

理性精神人权民族认同

金观涛:那么现代价值实际上是有三个方面,除了康德讲的这个理性精神以外,还有这个人权,以及这个建立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民族认同。那么这三个价值从它的起源到普及,一直到这个产生广泛的影响,并建立新的社会次序。

西方启蒙运动历经三百年

金观涛:实际上在西方,是经过了大概近300多年的时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比如说像公允性的起源,我们可以看作是那个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然后呢,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中间,我们看到了是人权的观念普遍的确立;继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后。

我们又看到十九世纪有个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运动中间,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一些问题提出疑义,而且是民族认同的观念,是民族主义成为一个,建立一个国家,成为欧洲和西方的一个普遍潮流。

启蒙运动:现代思想普及之源

金观涛:因此我们如果看这个把启蒙运动看作现代思想的起源、普及以及实现的话,那么西方它经历了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过程,那么所以是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

“五四”浓缩西方三百年历程

金观涛:而中国的“五四运动”我觉得有一个,它也是一个启蒙运动,也是普遍的实现人类的普世价值的过程,它可以讲,在10年中间,要把西方300年所经历过的一个价值转向,在这10年之内完成,所以也是很了不起的。

邱震海:300年的过程要在10年之中完成,那么另外我们谈谈这个80年代当时的席卷中华大地的,为期10年的这场启蒙运动,您觉得能够席卷10年之久,而且启蒙了几代的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最大的得益的因素是什么?是得益于来自官方的宽松的环境吗?还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自身的追求?还是两者同时在合力发生作用?

80年代启蒙开启得益于什么?

金观涛:今天我们讲80年代的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我们不会讲起这个民间知识分子的这个兴起,以及中国的我们知道像公共空间的兴起,知识分子的民间的文化这个兴起。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再一次在历史上显现出来,跟“五四运动”一样,呼唤着整个思想的解放,呼唤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跟改革。

80年代体制内外互相配合

金观涛: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要强调的,就是今天,就是80年代的这个启蒙运动,它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它而且是它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的这个启蒙的要求,跟党内的改革,是互相配合的,就是它并不是互相对立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中国启蒙运动的一个特点,也是80年代的特点。

80年代启蒙与东欧不可比

金观涛:因为我们90年代在谈80年代的时候,经常会把它跟东欧的那个反党国体制的民间社会的兴起,公共空间的兴起,东欧的这个运动基本是跟当时的体制是冲突的。而中国我记得我们说看当时事实的话,是党内的改革派的整个的对改革的推进跟要求思想解放,跟民间的所谓公共空间的兴起,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互相呼应、互相配合,是不矛盾的。

邱震海:80年代第二次启蒙运动留下的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最大遗憾:启蒙进程中断

金观涛:我觉得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80年代的这个思想的精神,这个启蒙精神没有持续下去,因为时间还太短,特别是这个党内的改革派的这个整个改革的要求,思想改革的这个进程,跟民间的这个互动,是整个中断掉了。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我认为这个整个启蒙精神的失落,跟改革精神的失落,跟这个党内体制外跟体制内互动的失落。

邱震海:这个启蒙精神的,启蒙过程的中断,以及启蒙精神的失落,我想这是80年代末以后,90年代以后,最近将近20年时间里,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一个现象。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在广告之后让我们聚焦80年代末之后,90年代这整个10年,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知识界,中国曾经担当过启蒙运动的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到底演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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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震海听风录   编辑: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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