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

著名学者

2009年的中国时局，我最关心的是企业改制方面的“国进民退”问题。蒙牛牛根生，投进了中粮宁高宁的怀抱；日照钢铁集团杜双华，被装进国有山东钢铁集团的“炉子”里；拒绝与国航重组的民营东星航空，被武汉市政府“斩立决”；还有山西的煤老板们，一个个被收进了国有大矿的“宝葫芦”里……2009年的金融危机就像一阵寒风，国有企业就像裤子，已经被脱到膝盖以下，现在又被拉到了臀部。我关心的是，潜藏于这些动作背后的，到底是政策含义，还是体制含义，抑或是意识形态含义。政策含义上的国有化或非国有化，就像住院和出院一样，是个操作问题。就像西方银行，对之国有化，是为了让它康复，一旦痊愈，马上出院-重新私有化，赖在“医院”（国家怀里）是不行的。有人把国有化看作是对失败的市场的矫正，这就不仅是个体制问题，甚至是意识形态问题了。这样思考问题，就会有对中国30年改革的清算问题。这个问题可不小。

今年我最关心的是土地和房价问题。我怕的是共产党成也土地，败也土地。成于“打土豪，分田地”，败于“卖土地，分金银”。那个赤峰市长徐国元，6年敛财3200万元，日均受贿1.5万元。赤峰那么穷，哪来那么多钱？土地上来的，土地使用权，或土地下的资源。批地，或更改规划，就可以让开发商免缴、少缴或缓缴各种土地费用。开发商肥了，当然要让徐市长也肥。一次收取50～70年的土地出让金，还要房价下跌，这是政府涨水，但要房价的船低，水涨船不高，可得乎？如此下去，诚实劳作的普通人，恐怕只能把房子当棺材挣了-到死挣一套房。这是政府和开放商吃土地，土地吃老百姓，老百姓吃什么？

吴思

著名学者

2009年我最关注的是文化单位从党政部门脱钩，从事业单位转成企业单位。这个过程要持续两到三年，今年是出版社，明年要继续扩展，从出版社扩展到报刊，这是跟我关系最密切的事情之一。我们现在就是传媒单位都要有主管主办单位，且主管单位必须是部级或省级单位，我们的市场准入制度就被这种制度限制住了。

今年我关注的还是这个事，会不会在什么地方有契机、有缓和，党内民主是不是有可能借助民间的力量往前推一推。

吴祚来

著名文化学者

这两年我关注的都是民间组织的合法化问题。因为现在民间组织都需要挂靠在政府机构或准政府部门下面，这对民间组织的制约是无形的。我认为，应该有强大的民间社会自组织力量，来维护自身权益，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公益事业进步。没有民间的社会，行政权力与各种资本就会无限扩张，并危害社会良性发展。希望公民个人就可以自行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成为独立法人的民间组织，在法制范围内运行与发展，这是社会平衡与和谐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