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出现新的气象。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数据第二号公报中披露，我国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61%，即使是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也只有1.7%。2004年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我国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仅有1.3%，而以色列为4.9%，瑞典是4%，芬兰达到3.9%。以我国企业生产的耐克鞋为例，价格为200美元，外国设计者可得到100美元，品牌商可得90美元，我们的企业所得仅是10美元，工人工资则更是低微。我国生产一台DVD交给外国的专利费是18美元，企业只赚1美元。我国生产的一些产品往往只有2％～3％的利润。中国的崛起不能仅靠“汗水工业”、环境污染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因此，应高度重视并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切实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开发等的支持力度。对核心技术我们决不排除并要大力引进，但一定要立足自力更生，自主自创；在这一问题上，越是立足自力更生，便越容易引进先进技术。在利用外资时，要高度重视对新技术等的引进。

实现“收入分配方式”转变就必须从统筹全国的分配入手，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明显增加。从中长期来说，我们要确保小康社会的实现，就必须培育消费市场。培育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收入的差距不能太大。而目前收入差距还在增大，而不是缩小。从中长期看，这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影响社会稳定。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记住第二句话，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分配搞不好，最终要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研究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同时更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指导。要注重用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数次提到分配问题。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同志说，“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如何理解“内仗”？很值得我们深思。1993年9月16日，他与弟弟邓垦谈话时又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十分强调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有很长一段讲话专门讲了解决分配问题。前不久召开的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又专门强调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加大国民分配调整力度。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解决分配问题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具体工作部署中扎扎实实有效地解决分配问题。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教条主义，而应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个根本利益应该是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统筹中国整个的根本长远的发展的高度来调整我们目前的分配政策。

从一定意义上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这两个根本转变刻不容缓。这两个转变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孔”。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孔”，就牵住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

2009年最关注的是就业问题。因为就业影响到内需的扩大，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2010年最要紧的是自主创新。因为只有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中国发明才有竞争力，而且只有自主创新，才能有更大的市场，中国的就业也就有了好的前途。

刘军宁

著名宪政学者

2009年我关注的是信仰与宗教自由。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与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这个精神危机不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的真空，而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变成精神废墟。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刑严法峻，也已经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直观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真贪官、假商品、假文凭、假发票、真假防伪商标等的最大生产国。如何面对这个废墟，将是未来10年中国最重要的课题。唯有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中国人才有可能走出现在的精神废墟，藉由宗教自由获得真正的信仰与道德。

2010年，我关注的还是当前的精神危机。这场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60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从另一个层面看，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相对世俗的国家，不论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世俗的意识形态。在近来大行其道的国学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也难觅宗教的踪影。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虽有复兴，但依然遭遇到很大的瓶颈。这与宗教自由的短缺是完全分不开的。因此，我关心，宗教自由究竟指的是什么？它对国人有多重要？宗教自由的不足，有什么后果？尤其在遭遇空前的精神危机、道德亏空、信仰匮乏的今天，探寻这些答案变得尤为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