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

著名剧作家

近几年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受到外部直接威胁最小的时期，但这并不妨碍2009年成为中国的多事之秋。各种深层矛盾继续发作为一系列极端社会事件，如“7·5”、通钢、拆迁自焚。在这些事件中，理性、谈判、妥协越来越失去了登台的机会，砍刀、拳头、棍棒在扮演主角。过去让人头疼的上访，如今倒让人怀念了-那说明某一层的法制或政制还让人信赖。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打黑风暴、各方的反应、对反应的解读便成为最意味深长的事情。

失业、物价、楼市等“热病”，官员腐败、两极分化等顽症，估计2010年只会更为严重，使社会对立更为激化。社会对立的激化又会反过来恶化意识形态斗争，使讲道理、正常辩论、通过交流探讨共识的空间更为逼仄。对于知识精英，也许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这一点，努力恢复或重建自己的理性能力，而不是继续乌烟瘴气地把脑袋别裤腰里，由肾上腺、荷尔蒙拥着，由少年作家、先锋画家领着，跟当年红卫兵红小兵似的从一个极端杀奔另一个极端。

贺雪峰

三农问题专家

2009年我最关注土地问题。与主流意见不同，我感觉土地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问题不仅仅是权利问题，更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现在土地制度，有太多浪漫主义的情绪，好像只要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农民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农民需要不需要更大的土地权利？今天90%以上的农民不是需要更大的土地权利，而是需要耕种方便。有时正是因为农户土地权利太大，而村社集体土地权利太小，导致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足十亩的小农无法经营。离开村社集体，中国小农经济根本无法获得基本的生产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取消农业税后，小农经营反而更加困难的原因。

2010年我将继续关注土地问题，也继续关注农民工返乡问题。若用人权的话语，我认为，我们必须为农民提供基本人权保障，这个基本的人权保障就是，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又可以自由返乡。今天的中国，农民自由进城是越来越容易了，但是，自由返乡却越来越难。我们要看到，进城务工的农民并没有获得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来的稳定就业和收入条件，当他们无法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时，必须要让他们可以返乡。自由返乡的权利是农民的基本人权。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合理性，既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原因，又是中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的秘密。中国之所以成功，不是所谓“低人权优势”，而是基础人权保障上的优势。

雷颐

著名学者

提起2009年的中国时局，人们首先会想到、最关注的自然是“石首”、邓玉娇、唐福珍……这些凸显出在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随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入，如何界定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各自的边界范围迟早会提出来。回避、压掩矛盾其实无济于事，反会使这些矛盾以更激烈、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2009年的时局，已证实此点。

社会问题、时局的发展变化并非随自然年的辞旧迎新而有质的变化，因此，2010年中国时局最值得关注的仍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定划分，即宪政框架的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