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美国CNN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4%，超过民主党的希拉里5个百分点。于被泄密邮件缠身的希拉里而言，真正的挑战已经到来，美国大选鹿死谁手？在日前的《美国研究报告（2016）》发布会上，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做了主题报告。报告分四个方面：选举的背景，选举的走向，选举结果的预判，选举对中美关系可能的影响。
选举背景：多层次的民怨
这是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产生新总统的美国大选。按照美国的制度安排，还要产生全部的国会众议员，34位国会参议员，还有12个州和两个属地的州长，和各个州的选任官员，包括议会的成员等等。
这次选举的重大背景是多层次的民怨。民怨可能来源于政治、经济、社会或者整个国际环境。美国政治极化，一定程度也是碎片化，现在的美国国内，不但是两党之间在斗争，党内也有斗争。政治极化、碎片化的结果，就是民意的回应性下降，民众对于政府不信任程度的加深。
经济方面，虽然美国从金融危机之后迅速转为复苏阶段，在指标上有明显的复苏，但是民众身上有明显的无奈，这是低失业率下的低水平就业导致的。而且中产阶级空前萎缩，贫富差距加大等等，加剧了公众的无奈情绪，他们希望更多的改变。
社会方面，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国内冲突频现，与新移民带来的困扰有关，“我们是谁”困扰着美国整个社会。比如说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或者2015年年底的加州枪击案，都是新移民受到极端思想影响而实施，主流白人和少数族裔或者新移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国际环境方面，奥巴马上台后，把反恐的任务转成反衰弱，现在看这个任务也没有完全完成，美国公众对于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本身并不满意，而且奥巴马最近一年时间，外交政策、外交遗产的政绩工程，一定程度上与国内政治的利益也有一些纠葛。
这种多层次的民怨，让民众有一种不满、愤怒甚至恐惧的情绪，这种情绪实质上构成了这次选举的主要的倾向。我们找到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和人口的流动，对于美国现行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的治理模式，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但可能有另外一个视角，比如说，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是产能过剩，美国社会稳定但不公平，发展但不平衡，虽然一定程度上没有温饱问题，但是更多的民众希望不断地再分配，更多平衡和公正，这种情况导致民怨出现。民众期待一个反精英、反华府、非传统的政治人物，能够带来切实的改变。实质上，这种改变的想法和2008年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现在8年过去了，美国的改变有限，公众希望另一个答案，那可能就是特朗普。
选举走向：特朗普唤醒美国公众的心魔
特朗普现象应如何解释？我刚才谈到的多层次民怨，导致了明显的选举后果。在开放式选举下，两党的参选人创造了历史性的规模。所谓的开放式选举，是总统因为宪法第22修正案，没有办法连任，副总统又不参与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两党的所有政治人物都可以开放选举，这导致民主党有5位参选人，共和党有17位参选人，创造了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共和党这边，17位参选人，即便是建制参选人至少也要5个以上，他们有明显的整合压力——最终，耗时三个月的初选之后，最新消息是特朗普已经锁定提名。民主党这边，恰恰又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个不同派系的竞争的状态：新民主党人就是希拉里的派别，进步民主党人就是奥巴马或者桑德斯的派别，两派缠斗，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会持续到6月7日或者6月14日最后一次初选。
特朗普去年出了一本竞选书，这本书的开篇就说，我有很多很好的照片，我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是因为我相信所有读者会和我一样，面对现在的美国会高兴不起来，只能是这种愤怒的状态。所以，他的崛起是利用了民怨的情绪，怎么利用的呢？刚才我谈到了关于政治不信任，导致了反建制派的倾向，经济意义上的无感而无奈，导致部分民众对一些外来的竞争很敌视，比如说刚才谈到的低水平就业，很容易被更低成本的劳动取代，所以他们敌视外来的竞争，只要是外来的移民，无论是非法还是合法。在社会意义上，族群分裂，敌视少数移民，敌视外来人加剧本土主义的情绪，包括偏执风格的渲染和表达。在国际意义上，根据特朗普的论述，美国现在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是非美国的，都不是本土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除了本土主义之外，就是不干预，所有可以跟外界有联系的渠道我们都斩断，比如说不管同盟等等。
这样一些言论，也许很偏执，反智主义，但本土主义、不干预或偏执，基本上构成了特朗普目前竞选的战略和阐释的框架，也在实质上回应了各个层次的民怨。我个人觉得，他实质上是2008年促使奥巴马上台能量的再度延续，公众选择奥巴马8年之后，发现奥巴马虽然在能做的范围之内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民众仍然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需要持续的释放，释放的结果，就是需要另外一个离政治中心更远的人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有了特朗普的出现。
但是你不能说特朗普是另外一个奥巴马，因为这样对奥巴马不公平。我倒是觉得，布伦博格在自己不参选的演讲时说的一句话是有道理的，像林肯那样的政治人物，唤醒的是美国公众心中的天使，但是，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唤醒的是美国公众心中的心魔。他和奥巴马相同之处是利用民怨，我承诺改变，然后我给你一个办法，你让我上台，变不变再说。不同在于，奥巴马的承诺是正向积极的，是进步主义视角意义上的更多再分配再平衡，但是，特朗普目前的承诺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极端化，可能很直截了当，可能让非常有赌性的公众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能够接受。从历史长河反思的话，这是一种非常负面的改变，所以他一定程度上唤醒的是公众心中的心魔。但是，这是一个必然因素，换句话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果没有特朗普的出现，由于2010年茶党势力进入政坛，共和党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人。
也有一些偶然性，比如说媒体传播的因素。美国媒体很多时候在进行议程设计的时候，不会介绍具体的政策，更多追求公众人物的一些故事，和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特朗普恰恰符合了他们的需求，特朗普对他们来说是个新闻富矿，同时特朗普本人很熟悉媒体运作的方式。今年2月份开始统计过，特朗普投入到竞选广告的资金约一千万，大概是希拉里的六分之一，但是媒体对他的报道，毫无竞选成本、毫无成本投入的宣传是1.89个亿，基本上是希拉里的2—3倍。在大选还没有怎么样的情况下，就拿到了2个亿的宣传造势，恐怕其他任何一个参选人都达不到。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特朗普的崛起。
特朗普现象对于美国政治长期而言，可能比桑德斯现象更具有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需要不断的观察。对于特朗普、桑德斯，我觉得应细分他们到底是什么倾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是本土主义的，不是民粹主义的，他的很多言论强调的并不是符合民众的利益，更多强调美国所有的问题都是非美国的，都不是本土的，但是桑德斯恰恰延续了2008年奥巴马的路数，承诺更多的公平，更多强调平等和分权。
选举预判：民主党的优势更大
其实这次选举很奇怪，希拉里对特朗普，就是这场选举里最大的建制派对最大的反建制派，确实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两个人，如果最终一旦获得提名，他们可能都会面对很大的党内整合的压力。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通过选择副手，进行更多的政策阐释，或者搭建团队等等，来实现党内的整合。
5月初以来，特朗普的多个民调开始反超希拉里，但是优势比较小。这就意味着，黄金交叉点还没有到来，所以不能去判断特朗普的优势。我倒是觉得，可以由三个视角判断这次选举的走向：第一个就是变化的民意，第二个是各州选举人团的固化分布，第三个就是政治周期的理论。
变化的民意。美国的民众还是希望有一些改变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在过去24年里面，经历过两次政党轮替，三个连任总统，他们虽然都能够连任，但是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党仍旧维持对白宫的控制权，这说明美国政治周期性和复杂性的存在。
上一次总统卸任后能够保持本党在白宫的控制权，是1988年的老布什接替里根，但是那次选举和这次选举没有可比性，因为那次选举不是开放式的选举，是副总统接班的选举。历史上看，真正的开放式选举，能够延续白宫政党控制权的是1928年胡佛接替柯立芝，他们都是共和党人，胡佛当时是柯立芝的商务部长。而且那个社会的时代背景是经济繁荣，民主党方面空前的分裂。与现在相比，目前美国的经济让民众不满，同时共和党在特朗普的号召下开始加速整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拉里或民主党所谓奥巴马的第三个任期，可能在民意上会受到很大压力。民众的变化，对民主党并不是有利的。
各州选举人团的分布。在短期时间内，比如说如果判断每个州在上次总统周期或者国会选举周期两党倾向的话，应该可以判断出这个州在这次选举中的大致倾向，在这样一种视角下，可能判断出各个州的选举人团票，最终能算出一个结果。按照粗略的算法，民主党这边大概能够拿到247的选举人团票，共和党这边是205个，有7个州的85票现在是摇摆的状态。到目前为止，如果这种状态的话，247距离270票还有23个选举人团票，对于民主党而言，只要拿下佛罗里达的29票就赢了，如果拿不下佛罗里达的话，可以拿下俄亥俄的18票，再加上任何一个5个选举人团票以上的州也可以赢，即便俄亥俄和佛罗里达都拿不下来，拿下弗吉尼亚的13票再加上其他的几个小州，比如说内华达、爱达荷，这几个州的任何两个州都可以赢，所以，民主党胜算更大。最后的选举是一个州一个州选的，到了11月甚至10月份共和党又回来了，我相信确实存在可能。但按这种预测方式，到目前为止，民主党更具优势。
另一个更深沉一点的预测方式，就是政治周期的判断。政治周期理论在美国有很多的不同说法，比较典型的就是小施莱辛格关于政治周期的判断，他认为政治周期本身，是一个公共利益为先或者个人利益为先的周期，大概25年或者30年是一个循环周期。按照他的方法，现在这个周期大概是从1992年开始，克林顿时代开始的周期，是属于偏温和自由派的周期，如果这个周期25年、30年结束的话，恐怕就是2016或者2020。奥巴马执政以来包括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等等，要求更多关注私人利益的思潮已经开始了，这也可以理解为为下一个周期做准备，而下一个周期应该是偏保守派的周期了。如果这样算，对于共和党而言是有利的。
但如果去细看政治周期理论的话，得有一些其他的支撑，因为太宏观了，比如说比较明显的两个支撑——一个是政党重组，另一个是美国两党政治在区域主义上的变化。因为新政治周期的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政党重组和区域周期的变化。如果从政党重组的视角看，上一次对于民主党而言，比较经典的政党重组就是60年代的民权运动，把少数裔的选票收入囊中；对于共和党而言，上一次比较明显的政党重组是80年代里根时代，工商业的温和派和南方的宗教保守派合流的趋势，导致了两党基本盘的重大变化。
这次选举到目前为止，选民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蓝领工人受到特朗普的影响，支持特朗普，但是这个盘本身的向度可能会存在问题——特朗普对他们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会不会持续到选举日？即便持续到选举日，在总统层次有这样一个吸引，在各个州层次或者国会议员层次会不会同样有这样的效果？另外，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这些蓝领工人群体，在政治意义上的规模可能明显小于60年代的少数或者80年代的南方保守派。所以，这个盘到底怎么变，或者这个变化到底会不会造成一次关键性的选举导致政党重组，到现在为止仍旧是不太乐观的。
还一个视角是区域主义。在选举中，在某些板块上，两党的主导应该有变化。比如说60年代民主党吸纳少数裔，导致南方从民主党手里转到共和党手中。有人认为，这个变化到现在为止才刚刚结束，因为2014年中期选举之后，南方各州的国会议员如果是白人的话，肯定不是民主党人，只有少数裔才能从南方作为民主党人选上来，一定程度上说明南方的保守化和白人化。但是也有人说，南方的盘，现在看还是在变化，因为少数裔的影响，南方的变化可能尘埃落定了。
如果要引领下一次政治周期的开始，可能有一个新的区域的变化，一般认为是山区八州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现在像内华达，像新墨西哥等在大选层次上已经开始摇摆了，是从共和党向民主党偏了。这个区域的变化可能是因为少数裔的因素。比如说从南方往上拥的墨西哥裔，比如说这个区域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水平提高，导致更多人口聚到城市里面去，而城市人口往往偏向民主党；再比如说产业结构的转移，西海岸的IT业往里迁，所以这个区域在变。但是现在看，仍旧是一个没有太多政治影响力的变化。从大的政治周期意义上看，可能共和党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从政党重组或者区域主义意义上，不能得出共和党取胜或者进入一个个人利益导向的周期的可能性。
综合这些视角看，民主党的优势更大。现在比较担心的变数，就是桑德斯会不会独立参选，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不大，比如说此前他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说，如果希拉里在加州的初选之前不和我辩论的话，我就去和特朗普辩论，基本上就是绕开了初选的过程，这就是在释放独立参选的信号。如果他独立参选的话，只能分散民主党的选票，对特朗普来说会更加有利。这种可能性持续存在，但是未必太高。
相对而言，国会选举比总统选举更有预测性。现在看，共和党在众议院保持的优势实在太大了，如果民主党要在众议院翻盘的话，需要拿到30个席位，这个数字比较大，1856年以来，众议院发生了12次两党控制的变化，只有两次是在大选年，而且两个大选年都有明显的特点，和这次大选年相比，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可以判断，共和党会维持在众议院的多数，但是在优势上有可能会下降，肯定也不会达到270票——能够推翻总统否决的数目。
在参议院部分，目前看共和党虽然持续微弱多数，但是，肯定会从共和党转到民主党的，是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这两个席位。共和党这边，从多数民调看，比较危险的是佛罗里达和俄亥俄，民主党这边比较危险的是内华达。这样算起来，参议院的选举结果，可能会是共和党以55：45维持多数，到民主党以52：48维持多数的区间变化。所以，民主党在参议院有翻盘的可能性，特别是特朗普在移民方面极端立场的影响下。
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2017年之后出现府会分裂状态的可能性非常大，极有可能会出现共和党主导的一致政府，但是绝对不会出现民主党主导的一致政府，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希拉里或者其他人代表民主党继续维持白宫的话，面对的国会应该至少是一院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现在看，众议院可能由共和党主导，如果民主党人当选总统，财政或者税收上受到的牵制可能会很大。
若共和党上台，中美合作将面临压力
关于中美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个是选举期间，一个是选举之后。
长期以来，中国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是常在议题，但不是首要议题。它的阐释框架往往和美国国内经济和就业挂钩，任何一个参选人炒作中国议题的时候，会说中国抢了我们的经济，抢了我们的就业，对手对中国太软。一定意义上，对中国议题的阐释，还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就业议题的外化和延续，还不纯粹属于外交议题的范畴。而且，在以往的状态下，两党炒作中国议题都有一些偏好，比如说共和党往往在安全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炒作中国议题，民主党倾向于经贸、人权上炒作中国议题。
但这次选举有变化，变化基本上是从2014年中期选举就开始的。中国议题作为经济议题的延续基调没变，但它的阐释框架在变——从低政治往高政治的方向变。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22个参选人中，至少有7个在第一次公开演说，或者宣布参选的时候，提到了南海，提到了网络。换句话说，不再局限于提经济、提就业，中国议题对他们来说，不再只是国内经济议题的延续，而更像一个对于美国国家地位、国家发展模式的挑战。
从政党阐释上看，两党没有明显的区隔，在南海议题上都有介入，这是一种弥散式的共识，所以这种趋势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议题在选举过程中可能更像俄罗斯议题，更像一个纯粹的外部威胁的议题，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软议题。
任何一次竞选都是一次公民教育，多数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理解有限，或者比较模糊，中国议题的炒作，对美国公众的中国观有影响。比如说，2006年到2015年，对中国好感度从51降到38，负面度从29降到54，这其中有很多其他因素，但选举中的造势因素是其中一个，这可能会长期侵蚀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
关于选后的对华政策，可以从四个角度去看，第一个就是政党属性。两党对华政策上有一个不同的区隔，两党的亚太政策战略有共识性，无论哪个党上台，这种推动应该不会转头，不过共和党上台的话，会不会因为军工利益，因为以色列的影响，把一些资源回调到中东？另外，如果共和党上台的话，中美间气候变化的合作会面对很大压力，特朗普前几天还说要否决废止巴黎的气侯协议。
第二，候选人个人的层次。希拉里我们更熟悉，因为四年的国务卿，或者之前的第一夫人，她应该是可预测的。但是，特朗普是商人性格又口无遮拦，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充满不确定性，可能有最好，可能有最差。现在很多媒体在说，希拉里为了整合，可能会选择一个进步主义的民主党人，就是俄亥俄州的国会参议员希罗德·布朗，如果希拉里真的为了整合本党选择他的话，恐怕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信号。
第三是政策和政府的团队因素。希拉里团队可能会召回她做国务卿期间或者克林顿时代的团队，可能不会特别的积极，但是会比较成熟，沟通渠道比较多。但是特朗普团队现在是未知数，到3月21日只公布了5个人的外交团队，现在看也是一团糟，到底谁能辅助他，塑造他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未知看点。
第四，国会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国会虽然有435个众议员，100个参议员，但是最终可能制造中美关系负面噪音的，可能就那么几个人，因为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的退休，所以接替他的应该就是查克·舒默，这个人是人民币汇率负面涉华议案的始作俑者之一，如果他做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有什么动作值得关注。另外，比如说马克·柯克，是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院，是对中国比较理性的人，他这次可能会面对比较大的压力，另外比如说查尔斯·博斯坦尼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众议员，他是美中工作小组联席主席之一，他对中国是比较理性的，但是他这次要竞选参议员，如果成功的话可能会在更大的政治舞台对中美关系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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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美国CNN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4%，超过民主党的希拉里5个百分点。于被泄密邮件缠身的希拉里而言，真正的挑战已经到来，美国大选鹿死谁手？在日前的《美国研究报告（2016）》发布会上，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做了主题报告。报告分四个方面：选举的背景，选举的走向，选举结果的预判，选举对中美关系可能的影响。
选举背景：多层次的民怨
这是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产生新总统的美国大选。按照美国的制度安排，还要产生全部的国会众议员，34位国会参议员，还有12个州和两个属地的州长，和各个州的选任官员，包括议会的成员等等。
这次选举的重大背景是多层次的民怨。民怨可能来源于政治、经济、社会或者整个国际环境。美国政治极化，一定程度也是碎片化，现在的美国国内，不但是两党之间在斗争，党内也有斗争。政治极化、碎片化的结果，就是民意的回应性下降，民众对于政府不信任程度的加深。
经济方面，虽然美国从金融危机之后迅速转为复苏阶段，在指标上有明显的复苏，但是民众身上有明显的无奈，这是低失业率下的低水平就业导致的。而且中产阶级空前萎缩，贫富差距加大等等，加剧了公众的无奈情绪，他们希望更多的改变。
社会方面，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国内冲突频现，与新移民带来的困扰有关，“我们是谁”困扰着美国整个社会。比如说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或者2015年年底的加州枪击案，都是新移民受到极端思想影响而实施，主流白人和少数族裔或者新移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国际环境方面，奥巴马上台后，把反恐的任务转成反衰弱，现在看这个任务也没有完全完成，美国公众对于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本身并不满意，而且奥巴马最近一年时间，外交政策、外交遗产的政绩工程，一定程度上与国内政治的利益也有一些纠葛。
这种多层次的民怨，让民众有一种不满、愤怒甚至恐惧的情绪，这种情绪实质上构成了这次选举的主要的倾向。我们找到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和人口的流动，对于美国现行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的治理模式，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但可能有另外一个视角，比如说，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是产能过剩，美国社会稳定但不公平，发展但不平衡，虽然一定程度上没有温饱问题，但是更多的民众希望不断地再分配，更多平衡和公正，这种情况导致民怨出现。民众期待一个反精英、反华府、非传统的政治人物，能够带来切实的改变。实质上，这种改变的想法和2008年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现在8年过去了，美国的改变有限，公众希望另一个答案，那可能就是特朗普。
选举走向：特朗普唤醒美国公众的心魔
特朗普现象应如何解释？我刚才谈到的多层次民怨，导致了明显的选举后果。在开放式选举下，两党的参选人创造了历史性的规模。所谓的开放式选举，是总统因为宪法第22修正案，没有办法连任，副总统又不参与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两党的所有政治人物都可以开放选举，这导致民主党有5位参选人，共和党有17位参选人，创造了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共和党这边，17位参选人，即便是建制参选人至少也要5个以上，他们有明显的整合压力——最终，耗时三个月的初选之后，最新消息是特朗普已经锁定提名。民主党这边，恰恰又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个不同派系的竞争的状态：新民主党人就是希拉里的派别，进步民主党人就是奥巴马或者桑德斯的派别，两派缠斗，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会持续到6月7日或者6月14日最后一次初选。
特朗普去年出了一本竞选书，这本书的开篇就说，我有很多很好的照片，我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是因为我相信所有读者会和我一样，面对现在的美国会高兴不起来，只能是这种愤怒的状态。所以，他的崛起是利用了民怨的情绪，怎么利用的呢？刚才我谈到了关于政治不信任，导致了反建制派的倾向，经济意义上的无感而无奈，导致部分民众对一些外来的竞争很敌视，比如说刚才谈到的低水平就业，很容易被更低成本的劳动取代，所以他们敌视外来的竞争，只要是外来的移民，无论是非法还是合法。在社会意义上，族群分裂，敌视少数移民，敌视外来人加剧本土主义的情绪，包括偏执风格的渲染和表达。在国际意义上，根据特朗普的论述，美国现在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是非美国的，都不是本土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除了本土主义之外，就是不干预，所有可以跟外界有联系的渠道我们都斩断，比如说不管同盟等等。
这样一些言论，也许很偏执，反智主义，但本土主义、不干预或偏执，基本上构成了特朗普目前竞选的战略和阐释的框架，也在实质上回应了各个层次的民怨。我个人觉得，他实质上是2008年促使奥巴马上台能量的再度延续，公众选择奥巴马8年之后，发现奥巴马虽然在能做的范围之内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民众仍然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需要持续的释放，释放的结果，就是需要另外一个离政治中心更远的人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有了特朗普的出现。
但是你不能说特朗普是另外一个奥巴马，因为这样对奥巴马不公平。我倒是觉得，布伦博格在自己不参选的演讲时说的一句话是有道理的，像林肯那样的政治人物，唤醒的是美国公众心中的天使，但是，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唤醒的是美国公众心中的心魔。他和奥巴马相同之处是利用民怨，我承诺改变，然后我给你一个办法，你让我上台，变不变再说。不同在于，奥巴马的承诺是正向积极的，是进步主义视角意义上的更多再分配再平衡，但是，特朗普目前的承诺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极端化，可能很直截了当，可能让非常有赌性的公众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能够接受。从历史长河反思的话，这是一种非常负面的改变，所以他一定程度上唤醒的是公众心中的心魔。但是，这是一个必然因素，换句话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果没有特朗普的出现，由于2010年茶党势力进入政坛，共和党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人。
也有一些偶然性，比如说媒体传播的因素。美国媒体很多时候在进行议程设计的时候，不会介绍具体的政策，更多追求公众人物的一些故事，和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特朗普恰恰符合了他们的需求，特朗普对他们来说是个新闻富矿，同时特朗普本人很熟悉媒体运作的方式。今年2月份开始统计过，特朗普投入到竞选广告的资金约一千万，大概是希拉里的六分之一，但是媒体对他的报道，毫无竞选成本、毫无成本投入的宣传是1.89个亿，基本上是希拉里的2—3倍。在大选还没有怎么样的情况下，就拿到了2个亿的宣传造势，恐怕其他任何一个参选人都达不到。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特朗普的崛起。
特朗普现象对于美国政治长期而言，可能比桑德斯现象更具有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需要不断的观察。对于特朗普、桑德斯，我觉得应细分他们到底是什么倾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是本土主义的，不是民粹主义的，他的很多言论强调的并不是符合民众的利益，更多强调美国所有的问题都是非美国的，都不是本土的，但是桑德斯恰恰延续了2008年奥巴马的路数，承诺更多的公平，更多强调平等和分权。
选举预判：民主党的优势更大
其实这次选举很奇怪，希拉里对特朗普，就是这场选举里最大的建制派对最大的反建制派，确实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两个人，如果最终一旦获得提名，他们可能都会面对很大的党内整合的压力。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通过选择副手，进行更多的政策阐释，或者搭建团队等等，来实现党内的整合。
5月初以来，特朗普的多个民调开始反超希拉里，但是优势比较小。这就意味着，黄金交叉点还没有到来，所以不能去判断特朗普的优势。我倒是觉得，可以由三个视角判断这次选举的走向：第一个就是变化的民意，第二个是各州选举人团的固化分布，第三个就是政治周期的理论。
变化的民意。美国的民众还是希望有一些改变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在过去24年里面，经历过两次政党轮替，三个连任总统，他们虽然都能够连任，但是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党仍旧维持对白宫的控制权，这说明美国政治周期性和复杂性的存在。
上一次总统卸任后能够保持本党在白宫的控制权，是1988年的老布什接替里根，但是那次选举和这次选举没有可比性，因为那次选举不是开放式的选举，是副总统接班的选举。历史上看，真正的开放式选举，能够延续白宫政党控制权的是1928年胡佛接替柯立芝，他们都是共和党人，胡佛当时是柯立芝的商务部长。而且那个社会的时代背景是经济繁荣，民主党方面空前的分裂。与现在相比，目前美国的经济让民众不满，同时共和党在特朗普的号召下开始加速整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拉里或民主党所谓奥巴马的第三个任期，可能在民意上会受到很大压力。民众的变化，对民主党并不是有利的。
各州选举人团的分布。在短期时间内，比如说如果判断每个州在上次总统周期或者国会选举周期两党倾向的话，应该可以判断出这个州在这次选举中的大致倾向，在这样一种视角下，可能判断出各个州的选举人团票，最终能算出一个结果。按照粗略的算法，民主党这边大概能够拿到247的选举人团票，共和党这边是205个，有7个州的85票现在是摇摆的状态。到目前为止，如果这种状态的话，247距离270票还有23个选举人团票，对于民主党而言，只要拿下佛罗里达的29票就赢了，如果拿不下佛罗里达的话，可以拿下俄亥俄的18票，再加上任何一个5个选举人团票以上的州也可以赢，即便俄亥俄和佛罗里达都拿不下来，拿下弗吉尼亚的13票再加上其他的几个小州，比如说内华达、爱达荷，这几个州的任何两个州都可以赢，所以，民主党胜算更大。最后的选举是一个州一个州选的，到了11月甚至10月份共和党又回来了，我相信确实存在可能。但按这种预测方式，到目前为止，民主党更具优势。
另一个更深沉一点的预测方式，就是政治周期的判断。政治周期理论在美国有很多的不同说法，比较典型的就是小施莱辛格关于政治周期的判断，他认为政治周期本身，是一个公共利益为先或者个人利益为先的周期，大概25年或者30年是一个循环周期。按照他的方法，现在这个周期大概是从1992年开始，克林顿时代开始的周期，是属于偏温和自由派的周期，如果这个周期25年、30年结束的话，恐怕就是2016或者2020。奥巴马执政以来包括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等等，要求更多关注私人利益的思潮已经开始了，这也可以理解为为下一个周期做准备，而下一个周期应该是偏保守派的周期了。如果这样算，对于共和党而言是有利的。
但如果去细看政治周期理论的话，得有一些其他的支撑，因为太宏观了，比如说比较明显的两个支撑——一个是政党重组，另一个是美国两党政治在区域主义上的变化。因为新政治周期的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政党重组和区域周期的变化。如果从政党重组的视角看，上一次对于民主党而言，比较经典的政党重组就是60年代的民权运动，把少数裔的选票收入囊中；对于共和党而言，上一次比较明显的政党重组是80年代里根时代，工商业的温和派和南方的宗教保守派合流的趋势，导致了两党基本盘的重大变化。
这次选举到目前为止，选民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蓝领工人受到特朗普的影响，支持特朗普，但是这个盘本身的向度可能会存在问题——特朗普对他们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会不会持续到选举日？即便持续到选举日，在总统层次有这样一个吸引，在各个州层次或者国会议员层次会不会同样有这样的效果？另外，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这些蓝领工人群体，在政治意义上的规模可能明显小于60年代的少数或者80年代的南方保守派。所以，这个盘到底怎么变，或者这个变化到底会不会造成一次关键性的选举导致政党重组，到现在为止仍旧是不太乐观的。
还一个视角是区域主义。在选举中，在某些板块上，两党的主导应该有变化。比如说60年代民主党吸纳少数裔，导致南方从民主党手里转到共和党手中。有人认为，这个变化到现在为止才刚刚结束，因为2014年中期选举之后，南方各州的国会议员如果是白人的话，肯定不是民主党人，只有少数裔才能从南方作为民主党人选上来，一定程度上说明南方的保守化和白人化。但是也有人说，南方的盘，现在看还是在变化，因为少数裔的影响，南方的变化可能尘埃落定了。
如果要引领下一次政治周期的开始，可能有一个新的区域的变化，一般认为是山区八州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现在像内华达，像新墨西哥等在大选层次上已经开始摇摆了，是从共和党向民主党偏了。这个区域的变化可能是因为少数裔的因素。比如说从南方往上拥的墨西哥裔，比如说这个区域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水平提高，导致更多人口聚到城市里面去，而城市人口往往偏向民主党；再比如说产业结构的转移，西海岸的IT业往里迁，所以这个区域在变。但是现在看，仍旧是一个没有太多政治影响力的变化。从大的政治周期意义上看，可能共和党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从政党重组或者区域主义意义上，不能得出共和党取胜或者进入一个个人利益导向的周期的可能性。
综合这些视角看，民主党的优势更大。现在比较担心的变数，就是桑德斯会不会独立参选，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不大，比如说此前他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说，如果希拉里在加州的初选之前不和我辩论的话，我就去和特朗普辩论，基本上就是绕开了初选的过程，这就是在释放独立参选的信号。如果他独立参选的话，只能分散民主党的选票，对特朗普来说会更加有利。这种可能性持续存在，但是未必太高。
相对而言，国会选举比总统选举更有预测性。现在看，共和党在众议院保持的优势实在太大了，如果民主党要在众议院翻盘的话，需要拿到30个席位，这个数字比较大，1856年以来，众议院发生了12次两党控制的变化，只有两次是在大选年，而且两个大选年都有明显的特点，和这次大选年相比，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可以判断，共和党会维持在众议院的多数，但是在优势上有可能会下降，肯定也不会达到270票——能够推翻总统否决的数目。
在参议院部分，目前看共和党虽然持续微弱多数，但是，肯定会从共和党转到民主党的，是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这两个席位。共和党这边，从多数民调看，比较危险的是佛罗里达和俄亥俄，民主党这边比较危险的是内华达。这样算起来，参议院的选举结果，可能会是共和党以55：45维持多数，到民主党以52：48维持多数的区间变化。所以，民主党在参议院有翻盘的可能性，特别是特朗普在移民方面极端立场的影响下。
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2017年之后出现府会分裂状态的可能性非常大，极有可能会出现共和党主导的一致政府，但是绝对不会出现民主党主导的一致政府，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希拉里或者其他人代表民主党继续维持白宫的话，面对的国会应该至少是一院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现在看，众议院可能由共和党主导，如果民主党人当选总统，财政或者税收上受到的牵制可能会很大。
若共和党上台，中美合作将面临压力
关于中美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个是选举期间，一个是选举之后。
长期以来，中国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是常在议题，但不是首要议题。它的阐释框架往往和美国国内经济和就业挂钩，任何一个参选人炒作中国议题的时候，会说中国抢了我们的经济，抢了我们的就业，对手对中国太软。一定意义上，对中国议题的阐释，还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就业议题的外化和延续，还不纯粹属于外交议题的范畴。而且，在以往的状态下，两党炒作中国议题都有一些偏好，比如说共和党往往在安全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炒作中国议题，民主党倾向于经贸、人权上炒作中国议题。
但这次选举有变化，变化基本上是从2014年中期选举就开始的。中国议题作为经济议题的延续基调没变，但它的阐释框架在变——从低政治往高政治的方向变。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22个参选人中，至少有7个在第一次公开演说，或者宣布参选的时候，提到了南海，提到了网络。换句话说，不再局限于提经济、提就业，中国议题对他们来说，不再只是国内经济议题的延续，而更像一个对于美国国家地位、国家发展模式的挑战。
从政党阐释上看，两党没有明显的区隔，在南海议题上都有介入，这是一种弥散式的共识，所以这种趋势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议题在选举过程中可能更像俄罗斯议题，更像一个纯粹的外部威胁的议题，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软议题。
任何一次竞选都是一次公民教育，多数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理解有限，或者比较模糊，中国议题的炒作，对美国公众的中国观有影响。比如说，2006年到2015年，对中国好感度从51降到38，负面度从29降到54，这其中有很多其他因素，但选举中的造势因素是其中一个，这可能会长期侵蚀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
关于选后的对华政策，可以从四个角度去看，第一个就是政党属性。两党对华政策上有一个不同的区隔，两党的亚太政策战略有共识性，无论哪个党上台，这种推动应该不会转头，不过共和党上台的话，会不会因为军工利益，因为以色列的影响，把一些资源回调到中东？另外，如果共和党上台的话，中美间气候变化的合作会面对很大压力，特朗普前几天还说要否决废止巴黎的气侯协议。
第二，候选人个人的层次。希拉里我们更熟悉，因为四年的国务卿，或者之前的第一夫人，她应该是可预测的。但是，特朗普是商人性格又口无遮拦，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充满不确定性，可能有最好，可能有最差。现在很多媒体在说，希拉里为了整合，可能会选择一个进步主义的民主党人，就是俄亥俄州的国会参议员希罗德·布朗，如果希拉里真的为了整合本党选择他的话，恐怕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信号。
第三是政策和政府的团队因素。希拉里团队可能会召回她做国务卿期间或者克林顿时代的团队，可能不会特别的积极，但是会比较成熟，沟通渠道比较多。但是特朗普团队现在是未知数，到3月21日只公布了5个人的外交团队，现在看也是一团糟，到底谁能辅助他，塑造他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未知看点。
第四，国会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国会虽然有435个众议员，100个参议员，但是最终可能制造中美关系负面噪音的，可能就那么几个人，因为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的退休，所以接替他的应该就是查克·舒默，这个人是人民币汇率负面涉华议案的始作俑者之一，如果他做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有什么动作值得关注。另外，比如说马克·柯克，是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院，是对中国比较理性的人，他这次可能会面对比较大的压力，另外比如说查尔斯·博斯坦尼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众议员，他是美中工作小组联席主席之一，他对中国是比较理性的，但是他这次要竞选参议员，如果成功的话可能会在更大的政治舞台对中美关系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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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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