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大陆女作家绿妖的非虚构作品《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由青橙文化策划，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为写作本书，绿妖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细腻地呈现出台湾农民享受生活的农村生态。书中联结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出台湾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博弈、结合，农人的尊严、创造与坚守。
绿妖书中的台湾农民，和大陆的农民很不一样。
按照绿妖的观察“……我所见的农人，尤其是出现在城市里的农人，总有仓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自傲，这是台湾农人给我的最深印象，不论贫穷富裕，他们都有一种怡然自傲之色。它从何而来，是他们比大陆农民更富裕吗？不见得，大陆农人许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们还高。我试着分辨其成分，隐约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混合的自我认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规则多，遇到事情，你可以知道自己从哪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不富裕但殷实的生活也支撑了农人的自傲。”作为县城长大的作家，绿妖的观察未脱文艺女青年的范儿。关于台湾农民的“怡然自傲”，有着更丰富的内容。
首先，台湾农民的私有财产和公民权利，在台湾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保障，这是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基本来源。
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于建嵘去访问，于建嵘见到台湾老百姓，都问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说，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于建嵘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他，那就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同意拆房子的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于建嵘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说，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于建嵘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说，那我就找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于建嵘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怎么办？这时，台湾老百姓都烦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于建嵘说有可能，台湾老百姓说不可能，他们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但是，于建嵘还是不甘心，他接着问，假如县议员就是不来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他：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选举，他到我家来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他就当不了议员！
从台北走到台南，于建嵘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结论。这个问题，他还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的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逻辑是一样的。
其次，台湾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差不大。
根据绿妖的观察，台湾和大陆走过的轨迹是相似的，前几年没有年轻人回到乡下。这几年，全球经济放缓，大城市失业率增加，乡下成为了降低失业率的缓冲区，年轻人陆续回到乡下。台湾也有政策给农民一些种地的培训，种地的机会，他们也有这样的渠道回去。
最重要的是，回到乡下，收入不比在城市低很多。绿妖采访的一个农民，在乡下种香菇，收入比他在台中市做电脑工程师收入还要高。做工程师的时候，每个月收入3.5万台币，他要生小孩了，觉得负担很重。回到乡村之后，半年就赚到了他以前一年的收入。虽然做农民收入低一点，但是居住的地方大，环境更好，考虑综合指数的话，年轻人回到乡下，就可以接受。
第三，台湾的农民，有受到法律保护的结社权和利益表达机制。
绿妖在台湾看到，台湾的农民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分别担负各种不同的功能。台湾的农民过60岁，每个月就有7000元新台币的补贴，并且还会随着物价波动调整。这一福利并非从天而降，是农民上街游行争取到的。
台湾官僚机构在制定农业政策时，也会出现想当然的情况。比如，政府推出一个休闲农业的法规，最初规定要有50公顷的地才能做休闲农庄，台湾人均是1.1公顷，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政府很尴尬，优惠政策没人领，而农民自己的休闲农庄遍地开花，这一法规10年当中调整了四五次，不断贴近农民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台湾民主制度下的政策法规，具有高度的弹性和灵活性，它顺应农民的要求。
第四，台湾农民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他们能够葆有精神上的自给自足。
台湾有大大小小的庙，他们拜各种各样的神，大道公、妈祖等等。哪怕种地没那么挣钱，但是他们还是怀着感恩的心拜皇天厚土，厚土就是土地公。他们甚至拜果树，因为果树养育了人。另外，台湾农民稍微大一点的姓都有祠堂，祠堂传了好多代，到现在还有人去清扫、上香，这其中有一种绵延、恒定的东西在支撑着。绿妖觉得，这不是封建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情感。
在绿妖看来，台湾也很现代。她去的那个地方叫新社区，在山里的乡下，要爬山。火车不到，出了火车站还要再转汽车。在那里，想去7-11商店也是有的，台北屈臣氏里看到的面膜，女孩喜欢的化妆品这里也都有。美浓也是乡下，有一批知识分子回到乡下重建社区。这里有台湾乡土文学杰出的奠基人之一钟理和的纪念馆，虽然不是很大，里面有他的手稿、生平，去世时候戴的破旧不堪的眼镜。
绿妖认为，美浓很文明，“你在那里行走，当地的民宿争奇斗艳。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一边种着睡莲，环境很好，房间里还挂着艺术品，因为这是一个画家来经营的。设计完全是农民自己设计的，他们这一代五六十岁的农民，都是走南闯北，出过国的，眼界很广。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审美是不俗的，民宿非常精致，不是说很豪华，而是说有审美在里面，住在里面很赏心悦目，院子很宽敞，有湖，有青山，晚上散步觉得心旷神怡，我就觉得很文明。”
作为一个在大陆农村生活多年，户籍至今仍在农村老家的北漂，我深刻地理解大陆农民的仓皇自卑。在农村，我多次见过，由基层政府组织、地痞流氓参与的“执法队”，拆掉违反计划生育农民夫妇的房子。我也曾见过，农民不愿意种棉花，基层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就去铲除农民的水稻秧。
我父母在乡下，这几年才能享受到一部分医疗费用报销的福利，以及责任田的微薄补贴。在农村种地的农民，收入远远比不上进城打工或做小生意。最关键的是，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到现在产权不明。而他们的基本权利被侵犯时，常常“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此外，农村成为了城市排污的出口，老家村庄附近的幸福渠，成为县城居民和一些工厂排污的臭水沟。
老家的乡亲们，到现在为止，依然不得不依靠子女和后辈养老。而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很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镇居住。子女每月按时足数给老人支付生活费这样就已经算不错了，有的子女对于老人不管不问，也不给或者克扣生活费，让老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所需。我的一位堂奶奶有四个儿子，因为平常照顾她最多的儿子在六十多岁后去世，她80多岁的高龄，从病床挣扎到旁边的水塘投水自杀。
大陆的农民，被城乡剪刀差困顿多年，迄今为止，他们中的一部分依然被国家遗弃，老无所依。即便现在可以进入城市打工，户籍的藩篱仍然无法让他们就地安居。他们不能享受和市民同样的福利待遇，子女也不能在当地高考。最发达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是歧视他们最甚的地方。在农村，他们不能自行组织农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城市，他们无论是打工还是经商，也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或商会，保护自己的权益，为孩子争取平等的教育权。
权利有保障，利益表达有出路，经济上很殷实，精神上有信仰，文化上有寄托……这些即便不是台湾农民“怡然自傲”的全部来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如果消失，农民怎能不仓皇自卑？（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前不久，大陆女作家绿妖的非虚构作品《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由青橙文化策划，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为写作本书，绿妖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细腻地呈现出台湾农民享受生活的农村生态。书中联结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出台湾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博弈、结合，农人的尊严、创造与坚守。
绿妖书中的台湾农民，和大陆的农民很不一样。
按照绿妖的观察“……我所见的农人，尤其是出现在城市里的农人，总有仓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自傲，这是台湾农人给我的最深印象，不论贫穷富裕，他们都有一种怡然自傲之色。它从何而来，是他们比大陆农民更富裕吗？不见得，大陆农人许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们还高。我试着分辨其成分，隐约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混合的自我认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规则多，遇到事情，你可以知道自己从哪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不富裕但殷实的生活也支撑了农人的自傲。”作为县城长大的作家，绿妖的观察未脱文艺女青年的范儿。关于台湾农民的“怡然自傲”，有着更丰富的内容。
首先，台湾农民的私有财产和公民权利，在台湾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保障，这是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基本来源。
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于建嵘去访问，于建嵘见到台湾老百姓，都问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说，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于建嵘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他，那就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同意拆房子的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于建嵘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说，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于建嵘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说，那我就找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于建嵘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怎么办？这时，台湾老百姓都烦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于建嵘说有可能，台湾老百姓说不可能，他们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但是，于建嵘还是不甘心，他接着问，假如县议员就是不来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他：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选举，他到我家来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他就当不了议员！
从台北走到台南，于建嵘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结论。这个问题，他还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的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逻辑是一样的。
其次，台湾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差不大。
根据绿妖的观察，台湾和大陆走过的轨迹是相似的，前几年没有年轻人回到乡下。这几年，全球经济放缓，大城市失业率增加，乡下成为了降低失业率的缓冲区，年轻人陆续回到乡下。台湾也有政策给农民一些种地的培训，种地的机会，他们也有这样的渠道回去。
最重要的是，回到乡下，收入不比在城市低很多。绿妖采访的一个农民，在乡下种香菇，收入比他在台中市做电脑工程师收入还要高。做工程师的时候，每个月收入3.5万台币，他要生小孩了，觉得负担很重。回到乡村之后，半年就赚到了他以前一年的收入。虽然做农民收入低一点，但是居住的地方大，环境更好，考虑综合指数的话，年轻人回到乡下，就可以接受。
第三，台湾的农民，有受到法律保护的结社权和利益表达机制。
绿妖在台湾看到，台湾的农民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分别担负各种不同的功能。台湾的农民过60岁，每个月就有7000元新台币的补贴，并且还会随着物价波动调整。这一福利并非从天而降，是农民上街游行争取到的。
台湾官僚机构在制定农业政策时，也会出现想当然的情况。比如，政府推出一个休闲农业的法规，最初规定要有50公顷的地才能做休闲农庄，台湾人均是1.1公顷，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政府很尴尬，优惠政策没人领，而农民自己的休闲农庄遍地开花，这一法规10年当中调整了四五次，不断贴近农民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台湾民主制度下的政策法规，具有高度的弹性和灵活性，它顺应农民的要求。
第四，台湾农民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他们能够葆有精神上的自给自足。
台湾有大大小小的庙，他们拜各种各样的神，大道公、妈祖等等。哪怕种地没那么挣钱，但是他们还是怀着感恩的心拜皇天厚土，厚土就是土地公。他们甚至拜果树，因为果树养育了人。另外，台湾农民稍微大一点的姓都有祠堂，祠堂传了好多代，到现在还有人去清扫、上香，这其中有一种绵延、恒定的东西在支撑着。绿妖觉得，这不是封建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情感。
在绿妖看来，台湾也很现代。她去的那个地方叫新社区，在山里的乡下，要爬山。火车不到，出了火车站还要再转汽车。在那里，想去7-11商店也是有的，台北屈臣氏里看到的面膜，女孩喜欢的化妆品这里也都有。美浓也是乡下，有一批知识分子回到乡下重建社区。这里有台湾乡土文学杰出的奠基人之一钟理和的纪念馆，虽然不是很大，里面有他的手稿、生平，去世时候戴的破旧不堪的眼镜。
绿妖认为，美浓很文明，“你在那里行走，当地的民宿争奇斗艳。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一边种着睡莲，环境很好，房间里还挂着艺术品，因为这是一个画家来经营的。设计完全是农民自己设计的，他们这一代五六十岁的农民，都是走南闯北，出过国的，眼界很广。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审美是不俗的，民宿非常精致，不是说很豪华，而是说有审美在里面，住在里面很赏心悦目，院子很宽敞，有湖，有青山，晚上散步觉得心旷神怡，我就觉得很文明。”
作为一个在大陆农村生活多年，户籍至今仍在农村老家的北漂，我深刻地理解大陆农民的仓皇自卑。在农村，我多次见过，由基层政府组织、地痞流氓参与的“执法队”，拆掉违反计划生育农民夫妇的房子。我也曾见过，农民不愿意种棉花，基层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就去铲除农民的水稻秧。
我父母在乡下，这几年才能享受到一部分医疗费用报销的福利，以及责任田的微薄补贴。在农村种地的农民，收入远远比不上进城打工或做小生意。最关键的是，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到现在产权不明。而他们的基本权利被侵犯时，常常“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此外，农村成为了城市排污的出口，老家村庄附近的幸福渠，成为县城居民和一些工厂排污的臭水沟。
老家的乡亲们，到现在为止，依然不得不依靠子女和后辈养老。而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很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镇居住。子女每月按时足数给老人支付生活费这样就已经算不错了，有的子女对于老人不管不问，也不给或者克扣生活费，让老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所需。我的一位堂奶奶有四个儿子，因为平常照顾她最多的儿子在六十多岁后去世，她80多岁的高龄，从病床挣扎到旁边的水塘投水自杀。
大陆的农民，被城乡剪刀差困顿多年，迄今为止，他们中的一部分依然被国家遗弃，老无所依。即便现在可以进入城市打工，户籍的藩篱仍然无法让他们就地安居。他们不能享受和市民同样的福利待遇，子女也不能在当地高考。最发达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是歧视他们最甚的地方。在农村，他们不能自行组织农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城市，他们无论是打工还是经商，也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或商会，保护自己的权益，为孩子争取平等的教育权。
权利有保障，利益表达有出路，经济上很殷实，精神上有信仰，文化上有寄托……这些即便不是台湾农民“怡然自傲”的全部来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如果消失，农民怎能不仓皇自卑？（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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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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