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召开，全球瞩目，代表们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侃侃而谈参政议政，老百姓借助媒体报道寻章摘句听政看政，这是信息时代一幅多么和谐的图景。当然公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议论过后的公共政策的改良朝善治的方向前进，而不是曲终人散，一切照旧。

比如我清楚地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全国人大代表吴自祥递交的《关于改变传统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的建议》也曾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人事档案50亿元收费，60万人弃档》《羊城晚报》2007年3月10日）。吴代表引用的全国人事档案收费至少50亿元、弃档人数60万这两个数据可能不太精确，但其所反映的档案收费管理政策的情况基本符合我们的感受，他提出的“使每个人仅凭着一张身份证，就可以通行全国，用人单位在哪都能通过网络查到一个人的全部档案记录”的建议也代表了饱受档案收费政策折磨的广大青年“流动人才”的心声，《中国青年报》还专门刊登题为《50亿元档案管理费挡住我们自由流动》的时评，表达青年们对人事档案收费政策改革的呼声。

一年以后，时过境迁，曾经被传媒聚焦过的人事档案收费管理政策有什么变化吗？曾经走到聚光灯下的全国通行的电子档案建设处于什么阶段？我想请教那位来自广东茂名的吴代表，但或许他已将此事忘到脑后了，因为他今年议政的兴趣已经转移到食品安全监督，又提出一个“尽快成立国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局”的建议。（《食品为何老出“问题”，因为监管体制有弊端》《羊城晚报》2008年3月6日）

众所周知，所谓代议制就是全体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可以说自从代议制产生以来，议案就是议员的政治生命线，议员毫无疑义应该是自己所提议案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欧美的议员们参选和提出动议前要会见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选民，广泛调查民意。为了在议会通过自己提出的议案、将其转化为国家意志，议员们要在台上唇枪舌战、游说辩论、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台下安营扎寨、步步为营、拉拢分化、纵横捭阖。更有甚者，韩国国会在2005年11月23日表决旨在进一步开放韩国大米市场的《大米协商批准动议案》时，观点对立的两派议员斯文扫地打成一团。动议通过成为国家政策法规后，议员们还要隔三差五就其执行情况提出质询、批评、修正，确保国家意志的贯彻执行。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型的代议制，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不仅直接行使立法权，而且由它产生国家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这些机关都向人大负责，并受其监督，所以人大代表们行使的权力比欧美的国会议员还要大得多，他们应比欧美议员更具备代表民意的性质。但想要保证人民真正依靠这些代表行使国家权力，还须强化他们的政治责任:人大代表不仅是政治荣誉，更应该肩负代表人民意志的神圣职责。

要真正做到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代表民意，首先要广泛调查民意，为人民提出好的议案；然后竭尽全力促使自己的议案在最高权力机关成为公共政策或者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最后还要督促这些政策和法规落到实处，检验其施行效果，不断调适、修正其实施路径。

如果我们的人大代表仅仅满足于在“两会”开幕时提出一个吸引眼球的议案并将其作为自己参政议政的全部内容，甚至连提出议案的代表自己都不去追踪议案的落实情况，那他提出的议案除了被当成媒体咀嚼的素材之外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所有的代表都仅仅停留在攀比谁提出的议案更加“打眼”，而不去沉下心来关注如何去落实这些议案，我们又如何去保证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的整体水平，如何保证全国人大有效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

所以我们的代表们应该有政治恒心，不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年在聚光灯下提一个议案，明年又在聚光灯下再换另一个议案。如果您提的议案水平不够、群众不感兴趣也就罢了，如果您提出了一个确实与人民感同身受、群众反响强烈的好的议案，就应该持之以恒带着这个议案走到底。其实人大代表的政治生命也是有限的，一名代表在其有限的任期内能够真正做好一个议案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政治成就，如果几千名人大代表都能在自己有限的政治生命内做好了一个议案，国家在善治道路上就会向前跃进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