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北京市政协会议上,一位委员建议:“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用爱心和民族精神鼓励进行消费。“具体做法是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如果政府允许这么做的话,我愿意拿出我的精力和我的财力去推动这个事情。”
政协委员在年度政协会议上的发言,照例都可以视为提案,是希望或建议政府如此去做。如果政府采纳了这条建议,那就很可怕了。消费是最典型、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它时时处处发生。中国有一句老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是消费。因此,当消费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时候,这是正常状况。让我感到不正常的是,从“买房就是爱国”开始,到这里的“爱国消费”,消费居然和爱国挂上了钩,还要以“运动”的方式进行,这显然背离了消费的本意(消费只能是为消费而消费,不必为任何其他)。但现在,按照这位委员的提议,原本正常的消费势必将被政治化和权力化。
以爱国为名头,以运动为方式,这样的运作大家都不陌生。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在权力的计划中(其实是掌控)。以号召为先导,以运动为推动,当在计划体制的逻辑中。但今天,市场的艰难形成,正是要转换以往那个时代的“权力计划一切”。如果计划的主体是权力也只能是权力(权利只是被计划),那么,市场的逻辑则是把权利还原给无数的普通人,使他们成为市场的主体。市场的生性是自由,它没有运动之说,也不需要运动。因为运动具有裹挟性和胁迫性,它是和个人自由对立的。
这位委员试图以运动促消费,正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伸,它把以前对于生产的计划延伸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消费。如果让它来计划消费并能形成运动,其结果必然是严重侵害每个人的消费自由。
让人不解的是,这位委员不但把消费诉诸运动,更把它诉诸政府和权力。试问,消费和权力何干。政府的运作是公共领域,消费则属于私人领域。公私两界,权力的手再长,也不能伸入个人私域。所谓风能进雨能进,权力不能进,否则,这个社会势必导向权力的全能主义,这并非危言耸听。当该委员主张“让”每个人拿出一年的收入消费时,而且建议政府“允许”这么做,这简直是在呼吁政府就这么做。想一想吧,以政府的名义发起一场消费运动,并且让每个人都拿出一年的收入。虽谓之为“让”,但和强制还有什么区别。但我相信,政府理性上不会施行这样的运动,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让”人们一定要消费的权力。在我看来,“发起消费运动”委实是一个品质不良的建议,既损民间,亦陷政府,是为两伤。
消费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它只服从消费者自己的意志,而不必也不能服从权力的意志。该委员的建议乃是把消费意志变成权力意志,让权力来控制我们的钱包。问题是,一个人的钱包被控制了,他的一切也随之被控制。这是一张多米诺骨牌,不得不多加小心。
从这位委员的提议,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在现有体制下,政协委员提案的出发点应该在哪里。我以为,任何一个提案,都应该从权利出发,让权力为权利做些什么;而不是从权力出发,建议权力让权利去做什么。这如果能成为一个基本立场,那么,可以看到,该委员的提案,不是为权利建言,而是在为权力谋划。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作者:
邵建
编辑: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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