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菊的家在新疆额玛勒郭楞乡6队。4月17日当天，郭海菊忽然从6队赶到中心校，走进校长办公室，一见到校长就哭了起来，整个人颤抖得说不出话。忽然，“咚”的一声，郭海菊突发脑溢血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郭海菊死前一个多月，中心校校长巴特那生专程从乡里赶来通知她，以后不用来代课了，学校派了新老师。

郭海菊丈夫李昌秘告诉记者，郭海菊从1984年起就在甘肃老家当民办老师，1992年他们结婚后，郭海菊来到额玛勒郭楞乡乡继续担任代课老师。李昌秘说:“她接受不了就这样回家。她一直等着转正呢。” （12月2日亚心网）

代课24年的郭海菊老师一直期待着转正，被告知下岗后猝死，我们都不能确切地体会到郭海菊老师苦苦坚持24年梦想破灭后的心境，但我们似乎又能感受那种幻灭的悲哀，——因为我们都是人。对此，笔者只想说，郭海菊老师，您走好，天堂里没有代课与正式教师之分。

毫无疑问真是一起悲剧，而这桩悲剧只不过是无数代课老师群体中发生的悲剧之一，如有的代课老师居然卖淫给学生买教具。我想，它的最大价值应该是再次刺痛我们每个人的神经: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公正客观地对待每个公民。

现代文明有很多超越民族和国界的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或叫底限，如危难时分保护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同工同酬。可在教师群体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同工不同筹:同样是教书育人，全国44万代课教师收入只有正式教师的若干分之一，有的根本就没有一分钱工资，而是由学生家长共同出苞米——一天一斤，如贵州罗甸县班仁乡金祥村油落小学代教老师李兹喜，而且没有国家法定的“三金一险”，更是随时都可辞退。

如果一个代课老师的收入只有400元，如郭海菊老师，连当地饭馆端盘子的服务员都不如，那么，这给社会释放了一个相当不好的信号:不仅仅是读书无用论，而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按照公民给社会付出的价值付酬，而是根据身份、等级付酬。这等于很直接地告诉我们:想获得高收入，请进入国家机关。而现在的狂热的公务员报考恰恰是这种信号引导的产物。

同工不同酬当然不仅仅存在于教育领域。但问题是，教育领域最不应该允许同工不同酬现象存在，而且是持续几十年得不到解决。我们国家没能力解决代课老师的身份和待遇问题吗？显然不是。全国44万代课老师人，就算每人每月1200，能花几个钱？不要忘了:我们的公务员每年仅仅公款出国旅游保守估计也有3000亿。如，根据某网友在网络上公布的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江西新余“人力资源考察团”和“温州培训团”一起被曝光，前者11人13天花费35万，后者23人21天花费65万。而且，面对经济危机，国家打算投资4万亿以刺激经济，可见国家完全有财力解决代课老师的待遇问题。

很显然，只要政府部门稍微控制一下不必要的行政开支，或者把财政资金稍微向教育领域倾斜一下，解决代课老师的身份和待遇问题，实在不是什么难题。那么，为什么代课老师的待遇始终不能解决，以至于连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称代课老师的留言血淋琳？我想，很显然是我们的财富分配原则出了问题:不从事财富创造的公务员群体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财富，如最近又有报道说，公务员又要普遍加薪了。如果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老是优先考虑自身利益，那代课老师的待遇问题怕是永远也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