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素来信奉高薪养廉，但由于国家经济显著衰退，政府日前决定，明年所有政府高官减薪，幅度将达11％至19％（12月1日《报刊文摘》）。面对经济衰退，新加坡官员集体降薪之举令人称道耐人寻味。

官员为什么要降薪？答案再简单不过。因为官员薪水来自税收，税收来源于经济，说白了，其实质是纳税人支付给官员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价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理应“随行就市”。官员经济衰退时降薪与经济增长时增薪一个道理，换言之，从本质上讲，官员薪水没有只增不降或居高不下的道理。诚如新加坡总理公署公共服务署在日前发表的文告中指出，政府行政官员及担任政治司法等职位官员的薪金同国家经济增长密切挂钩。也就是说，他们薪金当中和GDP增长率直接关联的可变动部分将受影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2008年薪酬增至376万新元，相当于美国总统布什薪酬的5倍，而明年他的薪金则降至 304万新元，降幅达19％，降额接近50万美元。作如是观，新加坡官员集体降薪展示的是一种公共治理理性。

现代文明社会，没有民众的创造就没有官员的薪水；同样，没有官员的服务就没有民众的创造。官员与民众是公仆与主人鱼与水的关系，本质上是“连体人”，因此理应同呼吸共命运。当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民众降薪工厂倒闭劳工失业时，官员理应与民众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在我看来，官员集体降薪虽是一种应然认知，然其能否成为实然行动则取于官员觉悟程度。换言之，并非在经济衰退时天下所有官员都会自觉意识到降薪并诉诸行动。明年新加坡总统纳丹的年薪将减少19％，减至314万新元（1新元约合4.5元人民币），政府部门部长的起步薪金下跌18％至157万新元，国会议员的津贴也将减少至19万新元，削减幅度是16％。不难设想，官员的集体降薪行动必然会得到民众的认同拥戴。因此在我眼中，官员集体降薪也是向治下民众彰示的一种积极施政姿态，或曰是一种现代文明的公共治理伦理。

事实上，新加坡官员集体降薪绝非单唱“独角戏”，早有香港公务员减薪先例，现有当下官员表现。前几天，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呼吁华尔街的高管们放弃他们的年底红利。奥巴马说:如果你(企业高管)已身价上千万美元，那么你正被迫进行大规模裁员的问题，至少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表示“我自己也愿意作出一些牺牲”，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下，面对罕见金融危机，许多国家都在呼吁用“减少”来对抗危机。日前意大利政府启动一项改革方案，下手精简掉内部游手好闲不干实事的公务员，以便可以达到每年为政府节约537万美元之效益，并且促使国内生产总值能够增加一个百分点。许多国家也已经开始通过呼吁公务员及企业高管降薪，其良苦用意就在于让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动中起到表率作用。可见，新加坡官员集体降薪的行动不无普世昭示。

当然我知道，新国本次官员集体降薪只是一次官员集体行动，与在制度场面建立与经济捆绑民众联系的官员浮动薪水机制相比，后者才是彰显政治文明公共伦理的理想愿景。据报道，早先香港特区立法委通过了特区政府提交的《公职人员薪酬调整条例草案》。根据这一条例，香港40多万公务员和公营资助机构员工将从10月1日起减薪，减薪幅度为1.58％至4.42％，由此可节省15亿港元的开支。面对现下和未来金融危机的挑战，用制度文明促使官员骨里主动降薪的文化自觉，这大抵是新加坡官员集体降薪留给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普世昭示。

原题:新加坡官员集体降薪的公共理性和普世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