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教授

作者:王一江，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江商学院教授，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1989年以后，兼职任世界银行顾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中国经济、货币与公共金融等。

编者按

30年改革行进至此，利益集团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又讳莫如深的话题。而王一江教授对“国家”和“经济”关系的分析，则使之清晰地展现出来。正是各种利益集团围绕国家公权力的博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面貌，而经济利益的日益多元化，也在逐渐改变着国家权力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方式。

关于国家实质的“强盗”理论

《中国经营报》:你对国家与经济的话题有着深入研究，最近还就这个题目出版了专著。你特别强调，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国家作为一个具有消费和生产能力的经济实体，扮演着特殊角色。实际上，你的国家定义很多时候和政府的定义重叠，但这些内容大多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比如美国学者奥尔森就直接把国家定位为“坐寇”。

王一江:政府具有很多服务性功能，而国家这个词，更能突出国家作为暴力机构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定义国家，就特别强调国家是暴力机构，是专政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手段。但现在我们觉得，不一定过于强调国家的阶级性，将使用暴力获得财富视为一个产业即可，进而分析这个产业的特点和规律。

主流经济学在研究资源分配的时候，抓住了市场这个机制，这还不够。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市场机制只是与暴力机制平行的一个机制，很多时候，市场机制是在暴力机制给定后的一个补充机制。国家机器也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手段，市场成立不成立，能走多远，要看国家机器，暴力机制的状态。在一个经济中，只有暴力机制受到相当限制，才有空间产生市场交换机制。

国家作为暴力机构，分配资源的能力是其他机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集团，都会想控制国家机器，使利益分配对自己更加有利。这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公平的市场原则大家都说，但同时大家都明白，如果控制了总统，控制了国会，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使利益分配产生倾斜，那么这个利益往往比正常的生产、交换和创新来得多，来得快。比如布什执政八年，就在不断使用国家机器来为美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在世界范围内谋取利益。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谈到国家有三只手:掠夺之手、扶持之手、无为之手，是什么意思？

王一江:有人控制国家机器，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获得财富，这是掠夺之手。国家利益的实现，取决于获取财富的数量。为了获得更多财富，国家就要考虑发展经济。国家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发展，这是扶持之手。经济中的很多活动，是国家看不见，管不着，或不愿管的，在这些领域，国家无所作为，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调节资源分配。

《中国经营报》:这三只手，在当下转型中国如何具体实现呢？

王一江:先来看掠夺之手。历史上，中国的当权者，经常有向社会索取太多的倾向。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向社会放权让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十几年的时间里，政府放权让利的幅度非常大，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蓬蓬勃勃。当时走在街上，看着人们赚钱的热情和收入增加的喜悦，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达兴旺，即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的起点很低，中国经济形势是处在崩溃的边缘。当时尽管穷，但是大家都觉得很有希望。

那时，从消费的角度看，普通群众的消费水平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国家税收政策发生变化，税收占GDP的比重开始大幅度上升，说明在新增加的国民收入中，国家拿去的越来越多，留给社会的越来越少。这个变化，说明在本质上，国家和其他经济单位一样，还是非常喜欢钱的。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改革开放30年，与国际上的共同经验都说明，政府的税收，必须受到限制。

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的扶持之手也体现得非常充分。政府建立了很多新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包括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还大大改善了基础设施，办了特区、工业园、修路。总之，“扶持之手”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当然，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在很多方面也“放手”不少，增加了市场作为资源分配重要机制的功能，体现了自己“无为之手”的方面。

《中国经营报》:能不能说，要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三只手”中，如何约束掠夺之手是个关键？

王一江:对的。掠夺之手被约束到什么程度，是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约束国家之所以很难，不仅是因为国家经常很强大，更因为存在着一个两难，使得我们不能一味削弱国家力量:国家要足够强大，才能做好它该做的事情，比如保持强大国防，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包括经济秩序。如果国家连正常社会秩序都维持不了，导致社会混乱，盗贼蜂起，经济也就没有办法发展。为了做好这些事情，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资源，必须足够强大。但国家强大到超过一定程度，强大到没人管得住它，国家自己又会变得索取无度，掠夺无度。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不是简单地加强或削弱国家，而是要让国家在该强的地方强，在该弱的地方弱。我们经常说政府该做的不做，或做不好，不该做的事情却做得过多，就是政府这个两难问题没有处理好的表现，就是讲它有些地方太弱，有些地方太强，造成错位。

如果国家的“掠夺之手”得不到约束，市场就无法发育，个人与企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发挥，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只能处于落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