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滑坡，11月初国务院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用2年时间、花费4万亿元，能否维持明后两年8%的增长目标？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为此，本刊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陈志武。

2009年经济形势会很严峻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已经将“保8%争9%”作为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您认为未来4年内 4万亿元的投资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吗？你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何预期？

陈志武: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困难。

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两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大致我们可以这样来算。

全球危机于9月中、10月份恶化后，对中国出口行业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估计到明年上半年，中国沿海经济才见底，企业关闭、失业等等问题在那时会很严重。明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降到4%至5%左右。

其次，根据铁道部的消息，其两万亿中，今年年底前会花去3500亿，明年花6000亿。我们知道，铁路投资的经济效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很少。这9500亿开支对2009年的GDP贡献，不会超过3000亿。

再次，剩下的两万亿元，即使明年花下一万亿，对当年GDP的贡献不会超过5000亿。当然，如果这一万亿用来给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退税、补贴，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大人和小孩、农民和城市人都得到1000元补贴，这一万亿会立竿见影，很快转换成GDP，其乘数相应会很高。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在各省投资产生的GDP效果很不一样。在北京和上海，每投资一元，第二年的GDP会增长0.4元左右，而在湖南、河南等这些历来投资少的中部、西部省，每做一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年能带来0.7元左右的GDP增值。综合以往的经历，如果假定这次投资对2009年GDP的乘数效应是0.5， 那么，在明年底之前会多投的一万亿元（铁路投资之外），能产生5000亿左右的新GDP。

按照这些数据，我们看到，这次经济刺激方案大约对2009年GDP能贡献8000亿元，相当于给GDP增速多加3%左右，而且这些贡献主要是在第一、二季度之后才更多体现。加上本来会有的4%至5%左右的增速，如果接下来没有其它刺激方案的话，估计明年GDP增速在7%至8%。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的估计，有很多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4万亿投资超出了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可能加印钞票解决问题，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你如何评价这种可能性？

陈志武:过去几个月，石油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通货膨胀不再是威胁。这些年政府税收增长了那么多，使老百姓收入的增速远低于GDP，让民间消费怎么也上不来。从另一方面看，这让政府的财力多得无处花，去年有财政盈余，今年头6月财政盈余1.3万亿，所以，政府财力不是问题。

如果不够，政府还可以发公债。到今年中期，国债余额总值在5万亿左右，占GDP的18%，其中有16000亿是因中国投资公司的筹资而发的，去掉这一项，实际国债余额占GDP的13%左右。这些负债比远低于美国的71%负债比。

所以，没有用完的国债容量还不小，在这种关键时刻，利用发债的潜力不是坏事。关键要看政府拿到这些资金后，是以何种方式刺激经济的，到底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还是在民间消费、在民生项目上下手呢？

“投资拉动经济”可能作用有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陈志武:没有以前大。跟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到最后，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底以来，中国沿海大批工厂倒闭，这是否表明以投资促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您如何评价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影响？在此背景下，为应对此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仍然采取投资驱动增长的路径，原因何在？

陈志武: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公路以及空运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那些努力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人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卖力气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之所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不是决策层不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以前都是靠投资带动经济，以至于成了习惯。这个习惯该改了，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