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大学生静坐抗议要求修改“集会游行法”。“内政部长”廖了以的响应是，这个问题应该多面向思考，须考虑维安人力、当局财政负担以及社会成本等因素，短时间内衡量各方因素，“对于愿景的实现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蓝营“立委”则说得更白，暴力冲突事件发生后，现在不是讨论“修法”的适当时机；若现在“修法”，“警察的血不是白流了？”

台湾《联合报》刊文说，“集会游行法”要不要修，应放在此法合不合时宜，是否会侵犯人权来思考。但当法律碰上政治，执政者的考虑却是从对政权的巩固有无帮助着眼，只要方便执政，其它皆不考虑。蓝营如此，绿营也不例外。

民进党“立委”公开表示支持学生的诉求，赞成“修法”，但他们似乎忘了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如果法不合时宜，那八年民进党为什么不“修法”，却要等到现在沦为在野要上街头才说要“修法”？

文章指出，两年前红衫军呛扁，南下各地“遍地开花”时，民进党中南部执政县市首长即以“集游法”及以各种“技术性”理由不准红衫军集会。此一事例，说明了民进党掌权时也觉得“集游法真好用”。

群众集会发生暴力冲突，不论警察或民众都可能流血。若依蓝营“立委”的逻辑，现在不是讨论“修法”的适当时机，“修法”会让警察的血白流，那么“修法”势将成为永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永远找不到“适当时机”。

文章认为，法律是因应社会需要而产生，它不应成为执政者妨害人权的工具。相对的，法律在限制权力恣意妄为上，也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官员和“立委”们自应倾听人民声音，不能只求执政便利，却忽视民意。

现行的“集游法”最受批评的是，该法实行“许可制”，这点让执政者有太大的裁量空间，因此主张“许可制”改为“报备制”。毕竟“集会游行”是受法律保障的人民权利，应该给人民更大的自主权。

文章最后说，“法”要不要“修”，就从“合不合时宜”及“是否侵犯人权”的角度看，自然能找到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