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号》旋风袭来本岛之前，看了媒体预映场，像普通观众一样爆笑过眼湿过，走出影院的第一声叹息竟然是:吵什么啊吵，蓝的绿的，这么美丽温情的地方，大家好好珍惜齐心建设多好！

电影在台湾岛最南端的恒春拍摄，爱情、音乐、梦想包装的励志片，故事并不复杂:小镇要办一场日本歌星沙滩音乐会，镇民代表坚持要有本地乐团热身演出，于是邮差、修车的、警察等等组成杂牌军，每人有自己的生活困扰；与此同时，来自日本的一盒旧信带着一段过往的爱情故事，落到由台北失意而归的邮差手上。

纷争不断的乐团与60年前的情书并行，生活小品和苍茫的史诗调子映照。台词很精彩——可以草根乡土俚俗爆笑，也可以情意绵长文句优雅。质朴生猛的庶民特质活灵活现，挟着咸海风扑面。是的一切都很老土，但很台湾地煽人泪下。

我没有去过台南，两年前唯一的台湾之行，只在台北和就近的新竹、九份走了走。无从细微体验南北台湾人性情的差别，八天里最难忘的，是密布台北的小巷里如沐春风的人情。

在诚品和联经买了肯定会让行李超重的书，只好去街边一家邮局寄回新加坡。不常做这事的我看起来一定笨手笨脚。可是，当那纸箱需要打包时，态度温文的中年男职员就递过一卷胶带，装满了书显得沉重的纸箱需要搬上柜台时，他又主动从里面走出来帮我。最后，事情办完了，肚子却突然痛起来急需上厕所，只好尴尬地又去问那职员附近是否有公厕，他稍一踟蹰，该是明白了我人生地不熟的窘迫，居然打开栏杆和蔼地说:“那你就进来用我们员工的厕所吧。”

从邮局深处的简朴厕所里走出来时，惊讶依然未消，这是在大城市而不是村庄小镇啊，上海北京香港新加坡，都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吧。平时觉得男人说起来柔软得有点异样的台湾国语，那几天变得如此舒服好听。

从台湾回来后什么都没写，因为很难准确地描画台北的醇厚民风，自然而带古早遗风的人情。现在有点恍悟了，用陈丹青的话来讲，那是一种“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

陈丹青近日写了篇《日常的台湾》，说台湾人情好，他早就领教，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就处处看得稀罕。譬如旅馆服务敬业到令人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他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整数纸币。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问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顾客还要宽慰。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

他说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並不板着脸。而“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

从媒体上看台湾和在那块土地上亲身经历是不一样的。南北民风或有差异，但政治的对立和焦虑之外，陈水扁马英九之外，台湾人的温情一如既往，从南到北。

乡土写实的《海角七号》让人感受到，有一种味道叫台南。

那么，有一种人情就叫台湾。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