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光猪

《海角七号》“让人意想不到”地席卷了台湾票房，作为一个资深的“事后诸葛亮”，我带着“为什么”这个问题把这部电影看了一遍。

刚开始看的时候，确实有些迷惑。一个小地方，几个小人物的故事，简单的画面，轻松随意的剪辑，很显然就是一部文艺小片的架势。当然，撞上大运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美国每年都会冒出一两匹“大婚礼”(《我盛大的希腊婚礼》)“小美女”(《阳光小美女》)之类的“黑马”，然而，台湾电影市场的低迷让这种撞大运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一部曾经的，不错的文艺小片“碰巧”在台湾大热的可能性，就像一个老翁随便抓一块巧克力吃，“碰巧”收到了伟哥的作用一样罕见。

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明白了，《海角七号》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相反却带有很大的必然性。说一部电影的成功带有“必然性”是一种不错的恭维，然而“必然性”这个词带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或许对于台湾电影来说，这种“必然性”让人感到不安，至于理由，我将稍后再说。

在低迷的市场中，能够创造销售奇迹的肯定是能够打中受众“七寸”的，而《海角七号》正是一下子打中了台湾观众敏感的大神经。虽然第一眼看似闲云野鹤，不着四六，但《海角七号》其实每一个人物都有着非常清晰明确，而且极易被台湾本土观众所识别的指向性。请看，这里有着总是抱怨台湾放弃老传统的老邮差茂伯，有年轻的移民后代阿嘉，还有战败后黯然离开台湾岛的日本人及其后代，《海角七号》在暗中搞了一次“台湾历史真人标本展”；同时，电影里既有“30后”的老人，也有“90后”的少女，既有宗教信徒，也有“混不论”的家伙，可以说在一小块乡土中浓缩了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非常容易辩识的人物让观众能够一下子建立自己和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从而建立起影片情境和自己生存环境之间的联系。

换句话说，《海角七号》能让台湾的多数观众一下子就知道“片中人物是谁”，“这部电影是干什么的”，从而脱离了“不着四六”的感觉，《海角七号》也就脱离了文艺小片的爱巢，开始飞进“大片”的天空。

仅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海角七号》的编导很熟练地把这些人物塞进了一个商业化的套子。“商业化”是个约定俗成，但却并不准确的称呼，它的意思其实是久经考验，屡试不爽，符合大多数人心理需要的故事结构。《海角七号》是一部最典型的励志片———一个重新振作的天才带领着一群乌合之众达到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得到救赎。而这种结构的故事又恰恰符合当今台湾民众的心理期待———各种文化背景、各个年龄、各种阶层的人能够团结起来，让低迷的台湾岛重新振奋。

一句话，对于台湾观众来说，《海角七号》是一部非常“主旋律”，非常“和谐”的电影。为了既表现真实的矛盾冲突，又能达到这种“和谐”的效果，电影编导运用了大量的技巧。其中一种技巧是人物的“灰化”，就是说让每个人物都不代表极端矛盾的一方。

另外一个技巧是片中所有的矛盾都相当轻微，而且是非本质的。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满只是因为他不会强贝司，但即使这样也没赶他走。《海角七号》虽然暗暗点出了岛内各种历史和现实造成的冲突，可都一笔带过，没有一个能在人心头抓出伤痕，而最终的气氛就是大家伙儿一起爱，爱，爱。

下面可以回到文章的开头，说说我为什么会对《海角七号》成功的“必然性”感到不安。这部电影一方面“大而全”，把台湾社会的各种隐痛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却又挖得很浅，没有触及新的泉水、血液或者石油。这不禁让人要问一个问题:下一部在台湾大卖的电影会是什么样的？是在原地再挖一个浅浅的大坑吗？或许，真正健康的电影工业，应当总是会找到新的领域，或者能在不同的地方挖得很深。

□光猪(北京 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