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公捕大会”的议论又见媒体。事情起源于9月8日，按照郑州市公安局的统一安排，其下属各分局分别举行了违法犯罪“定点揭露大会”暨公捕大会，公开批捕了部分犯罪嫌疑人。

以往对于“公捕大会”，媒体进行直接批判的较多，这次媒体的讨论从批判更多地转向对于“公捕大会”屡批屡犯的原因分析。这种分析是理性和有益的。但事实上，历次“公捕大会”包括这次在内，却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拍手称快。因此，“公捕大会”生命力旺盛，其实与我们文化传统与民众的意识恐怕是分不开的。

要解开“公捕大会”的死结，我们不妨放开视野，朝向国外。今年5月，有关媒体也披露了发生在美国的一起“示众事件”：5月6日，在美国亚拉巴马州阿塔拉城，一位中年妇女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站在沃尔玛超市入口处，牌上写着：“我是小偷，我偷了沃尔玛的东西。”这位名叫莉萨的46岁妇女被控在超市行窃，本来她应被判处60天的监禁。但根据莉萨的选择，法官最终决定让她连续两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挂着牌子站在超市门口，从而免除入监。

在法治发达的美国，这件事是否可以反过来说明我们的“公捕大会”具有正当性？非也！这只能说明，用“示众”来羞辱罪犯，满足一种报复心理，警示那些潜在的违法分子，古今中外的民众皆有这种心理。相反，我们还可以从中美的“示众”事件，看出我们民众还需要从哪些方面“补钙”，来解开“公捕大会”的死结。

美国对罪犯进行“示众”的现象非常少见，这与我们不时见诸报端的“公捕、公判大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两国民众对于罪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看待是不一样的，这是两者差别之一。两者差别之二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实行成文法的国家，对于罪犯、犯罪嫌疑人任何惩罚都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但是在“公捕、公判大会”上对于罪犯、犯罪嫌疑人进行示众这样一种惩罚，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甚至为最高司法机关明确否定，但“公捕、公判大会”仍然受到民众的欢迎，这只能说明我们民众对于“罪刑法定”这样一个现代法治理念知之甚少；在阿塔拉城之所以会出现女盗窃犯“示众”事件，那是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法官有某种程度的“造法”功能，法官可以用“示众”的惩罚来代替其他惩罚。

美国这起“示众”事件与我们“公捕大会”存在重大区别之三在于，我们“公捕大会”进行“示众”的是犯罪嫌疑人，这明显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美国阿塔拉城的“示众”，那是已经经过审判，被法官认定为罪犯，这两者差别甚远。两者区别之四在于，“公捕、公判大会”上被“示众”的犯罪嫌疑人、罪犯，他们完全是作为政府的治理工具而出现在声势浩大的会场，他们对于是否进行“示众”丝毫没有选择权；阿塔拉城的法官对于那位女盗窃犯的“示众”，可是充分地尊重了她的意愿，由她自己在60天的监禁与8个小时的“示众”之间选择。最后，两者有一个重要差别是，“公捕、公判大会”上被“示众”的犯罪嫌疑人、罪犯，他们的“示众”并不折抵他们的刑期，他们的“示众”权当一种为政府治理社会作的“贡献”，这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一个人犯了多大的罪就应当受到多大的惩罚，不能法外额外加以处罚———也相矛盾；阿塔拉城的女盗窃犯，她被8个小时的“示众”却折抵了60天的监禁，她并没有在法外额外加刑。

所以，我以为，在民众对于利用“公捕、公判大会”对犯罪嫌疑人、罪犯进行“示众”具有强烈偏好的今天，在“示众”甚至也被一些法治发达国家某些地方所运用的今天，也许我们无须过多对“示众”本身进行火力抨击，不要过多地批判民众心中内存的报复罪犯、警示违法分子的朴素情感。我们更要着力于在民众中培养“人权保护”、“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罪刑相适应”等现代法治理念。如果这些理念与原则被普及，民众对于“公捕、公判大会”的危害会看得越来越清醒，而公权力以失去了民意为依托，“公捕、公判大会”就会越来越少。

文本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