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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助理教授）
不久前，吉林大学自曝欠国家贷款三十亿，每年必须偿还银行的贷款利息就高达1.5到1.7亿。同时，其他大学负债过重的情况也很普遍。中国大学破产之说不胫而走。教育部虽然发了安民告示，称大学不会破产，但也已经开始调查大学的财务情况。
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走到了这一步？我在2005年出版的《谁的大学》和《炫耀的足球》两本书中，提出中国的体育界和高等教育界都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都试图在市场经济中用计划经济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事业：不管干什么事情，先要增加经费，保证自己的部门利益，为此像个醉鬼一样拼命地花钱，把事情弄大后进一步要追加经费。这和那种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靠物美价廉来扩张事业的市场经济原则南辕北辙。如果不改革，我们的大学将步足球“总崩盘”的后尘。
怎么改革？我提出了“教育券”的方案：国家有责任提供必要的经费培养大学生。但是，这种经费一定要直接交给学生。首先，国家要算一算能拿出多少钱来办大学，再算算有多少经济条件困难的合格大学生需要支持。然后把这笔教育经费，在考虑到家庭收入格差的情况下，按等级分配到每个学生手中。比如最高额是一个一年一万块钱。这笔钱，要以教育券的形式支付，保证不被挪为他用。
这样，一个学生考过了一定的分数线，就可以按家庭收入情况拿到相应的教育券，同时申请几个大学。大学因为没有从国家那里来的直接经费，只能想方设法吸引学生到本校读书。大学凭着教育券到国家那里按面值兑换出现金，获得了教育经费。
在计划经济中，大学是一个政府部门。其收取经费的方式，是虚张声势地办大事，向国家证明自己钱不够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这么搞起来的：先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说中国这么个大国必须有一流大学，然后说自己要办成一流大学，并且比来比去，说哈佛耶鲁有多少钱，我们没那个钱怎么一流等等，于是经费源源不断。
教育券的方案则改变了这一游戏规则：你是不是一流，不是自己吹的，不是政府指定的，而是竞争出来的。当学生手里有教育券，拿着你的经费时，你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学生吸引过来，否则就揭不开锅。怎么吸引学生？一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服务（比如帮学生找工作等等）。二是降低教育成本。学生手里的教育券值一万，你可以把学费压到六千，这样学生还剩四千块的生活费。如果你成本太高，一万学费不够，学生还要再自己贴二千，那你可要三思而后行了。想想看，在这种以学生的利益为中心的竞争中，还有哪个学校敢不惜工本地盖大楼，修校门？
遗憾的是，我的方案没有受到注意，有些圈内人士事后也拒绝反省。比如，最近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撰文说我提出教育券的主张，并把此事的创意归功于自己头上是“恬不知耻”，理由是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了教育券概念。殊不知，弗里德曼的教育券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我不仅对他的理念有详细介绍，而且独自提出了中国大学应该参考这种模式的主张。
中国的大学要想摆脱现在的困境，首先要问责：看看几年前谁都主张了什么，谁对了，谁错了。在这件事情上的是非，历史已经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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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薛涌
编辑：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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