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要

◎现阶段县域经济突出问题是：没钱、没权、没人、没地。县级政府“主导乏力”。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上来讲，民众参与和责任政府是地方政府发展的方向。就县政改革而言，其目标就是在地方自治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县级政权既向上级负责也向县域居民负责而主要向县域居民负责的转变。

◎在强化县级政权自治性的同时，应加强审判权力的中央化和垂直管理化。

◎城市化、城镇化不可能“化”掉中国的农村、农民，我们可以改变农民的身份，让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但中国相当数量的人口在农村的状况不可能根本改变。在这样的县发展县域经济，如果也把着眼点和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上，很可能是错误甚至是危险的。

◎在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绝不能是先让农村凋敝，继而让农村消失，在许多地方，发展县域经济就是要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吸纳现代文明精神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传统的富有魅力的乡村生活方式。这应当是发展县域经济、建设新农村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仍然突出

于建嵘：这次跟随何鲁丽副委员长、周铁农副主席到广东调研考察县域经济问题，我感触很深的是，尽管发展县域经济意义十分重大，但对什么是县域经济、怎样发展县域经济的问题，人们在认识上和实际操作上都有不够到位之处，整体上还不容乐观。

蔡永飞：有同感。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广东省是一个先进省份。改革开放初期，以珠江三角洲东莞、中山、南海、顺德为代表的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广东全省经济的发展，对全国的县域经济建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广东县域经济的不平衡状况也很有代表性。现在，广东省辖有农村区域的县级建制主要分布在广东省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等欠发达地区，６７个县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８１．１％，县域户籍人口占全省户籍人口的６０．９％。２００６年，广东县域生产总值达４６６４．５亿元，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７０．２％，年均增长１１．２％，县域人均财力从２００３年的１．５４万元／年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２．４２万元／年，增长５７％，２００６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５０８０元。但广东省县域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１７．９％，６７个县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占全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６．９％，低于１亿元的县市仍有１３个。发展很快，但问题也很多。

于建嵘：在广东调研时，几乎所有官员都说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没钱、没权、没人、没地。从省到地级市到县（包括县级市）都是如此。

“没钱”，就是缺乏资金。按照分税制，税收分成７５％归中央财政，县域至多２５％。金融问题更严重，国有四大银行在县域的网点大多数都撤了，县中小企业和农民贷款困难。“没权”，就是缺乏行政资源，行政体制上许多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县级政府缺乏综合调控能力。广东增城市目前属政府序列的局级以上机关单位有４４个，其中垂直管理的单位１５个，占３４．１％。“没人”，指的是缺乏人才。按照国家人事制度，高学历者均为城市户口，再加上市场机制的作用，人才都集中到了大中城市，县城以下地方人才资源濒临枯竭。“没地”，则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现在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仅农业用地数量有限，对于那些迫切希望发展县域工业的地方官员来说，建设用地更是发展的瓶颈。四个“没”，概括起来就是，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主导乏力”。

蔡永飞：或许我们可以把地方官员对没钱、没权、没人等的抱怨，看作是对究竟要建设什么样的县域经济、什么样的新农村和怎样发展县域经济、怎样建设新农村这些根本问题的追问。既然要发展县域经济，就需要解决这样的体制机制问题。

于建嵘：解决这样的体制机制问题，那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涉及国家和社会、城市和农村关系的全局性的调整。如果把县政改革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前提的话，那么，县政改革很可能成为中国改革的新的突破口。

蔡永飞：的确如此。解决县级政府“没钱”、“没权”的问题，涉及中央、省、市和县级机构的权力关系的调整，涉及如何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能、设定这些政府的机构。虽然这样的改革在现阶段应主要着眼于县级机构的职能的界定，主要解决县级机构的问题，以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改革涉及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城市和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这样的角度看，在发展县域经济的历史长程中完善各级政权的关系、各方面社会关系，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考虑到这样的过程一定是一个各方面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它也将是推动中国社会政治全面进步的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