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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终止了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这一决定不能说不痛苦。多年来，我和该报合作甚为融洽，一直将之视为在中国最为敢言的报纸。该报评论版的编辑，个人素质在中国报业中也可谓鹤立鸡群，我一直十分珍视和他们的关系。我最终决定终止合作，乃是在于他们违反了合作的诺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封杀了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由此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否有既得利益？媒体监督社会，那么谁来监督媒体？媒体应该有什么样的自律？为了帮助公众和媒体思考这一问题，我不妨将此事的前前后后作一个交代。
中国没有“穷了几千年”
不久前，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矛头指向茅于轼不久前在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众所周知，茅于轼先生最近频频出来为富人说话。前一段说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赚得的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篇文章中则又声称：“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
我在文章中，主要指出了茅文的几个事实错误。第一，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相反，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ＧＤＰ也比欧洲高出许多。第二，中国后来的穷困也并非是因为仇富。亚当·斯密十八世纪末就观察指出：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护，穷人则一点保护也没有。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亚当·斯密的预言。
贫困并非因为仇富
当然，茅于轼编造出“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的话来，也并非出人意料。第一，他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教科书上抄来的，自己已经被洗脑。第二，则是出于他“为富人说话”的需要，要把屎盆子扣在老百姓的头上。所谓“仇富”导致贫困之说，任志强早就说过。我也早作了反驳。你看看有几个中国人恨姚明？他不过就是能把一个球装到筐子里，怎么能富成这个样子？事实上，对此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在意。相反，大家都是他的粉丝、以他为荣耀。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正当得来的财富从来不仇恨，仇恨的是不义之财。有些正当致富的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其实和一般小民百姓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一样，怎么能让同为受害者的老百姓担当责任？“先保护富人”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如同体育比赛，在同样的规则下，总有胜有负，有金牌银牌，有刘翔、姚明，也有生活无着落的末流运动员。在这个意义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你说规则应该先保护那些跑得快、个子高的人，那还有公平的竞争吗？如果法律将富人优先保护起来，穷人则等而下之，难道穷人不该仇富吗？
报纸必须为贤者讳？
该报编辑部当然对这样的观点不认同。编辑部主任特别给我来了封信解释说：“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人与长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坚持以民间的立场对国内政策发言，对政策之下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积极的代言与争取。尤为可贵的是茅还能做到知行合一，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在国家并无政策支持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资金来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他先是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这项投入持续至今。此外他也同样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因此，他认为我在道德上对茅于轼提出严厉的道德批判，让他们无法接受。另一位编辑也回信说：“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我去过茅于轼家，他就住在北京那种破旧的老房子中，茅于轼所举办的小额贷款项目，帮助了很多穷人。人家是在脚踏实地地为穷人做事，如果没有证据就攻击他，我认为有失厚道。”
这番解释不能说不诚恳，但很难让我接受。茅老是好人，这我愿意相信。但是，难道好人不会说错话吗？难道好人就有说不负责任的话的特权吗？好人说错话，报纸就有为贤者讳的道理吗？我接受的基本学术训练是：只认文字不认人，看见错误观点就批。我不会查三代后再决定是否批判。另外，那位编辑说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这其实才是一顶不小的帽子。可是我一查我的原文，清清楚楚写着我读了茅的文字后“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一句话，我因为他错得太离谱，觉得他的话不能令人深思，而怀疑他是否有些什么动机。其实，茅于轼最近与记者的谈话，已经为我的怀疑提供了证据。他先说许多富人是靠经营个体经济奋斗上来的，是创造财富的英雄，不像国营企业，有各种背景和优惠。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马上举出一个例子，把声言不给穷人盖房的任志强描绘成这样创造财富的英雄。难道任志强不是既得利益者吗？茅于轼把富人说成英雄可以。我确实相信有许多致富的英雄。但是，放着那么多个体户他不提，单提一个国企的老板，难道不是在为既得利益说话吗？人们不能对此怀疑吗？
我批评茅于轼的这篇文章，当然不是面面俱到之作。因为指出其基本的事实错误就占去许多篇幅，剩下的仅够作为一个引子，希望能导向对贫富问题的深入讨论。可惜，《南方都市报》的封杀，使这种健康的讨论很难进行下去。我在文章中曾有一句提示：“如果你说穷人创造不了财富，这一观念一旦被接受，穷困就会世代化，贫富就会遗传。”这句话，本身希望在贫困问题上导引出一些国内知识界和媒体的思考。看来编辑在读稿件时，对这句话下面的深意毫无意识。
自由才能产生创造性思想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许我们不应该对好人茅于轼求全责备。但是，《南方都市报》封杀了对他的观点的讨论，则封杀了许多对我们社会有益的思想。这是很难让人原谅的。我从来坚持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从来肯为自己的错误认错甚至道歉。关于这一点，我在麻省理工版画事件中的表现就可以为证。但是，报纸出了错别字都应该更正。如果我指出了茅于轼文章中的硬伤，《南方都市报》也拒绝刊发，这无疑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我必须提出抗议。
我还是祝愿《南方都市报》越办越好。但是，我需要提醒编辑：创造性的思想，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哪怕自由会带来许多错误、误解。再好的编辑，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而已。如果以自己的立场决定什么样的思想可以面世、什么样的思想必须封杀，那其实根本不用约稿，自己坐在编辑部给读者写文章是最方便的了。我这次决定停笔，严格地说也并非出于一时之愤。
我希望，中国最终有一家敢为天下先的媒体，率先公开采用货真价实的专栏制度：只要专栏作家的言论不触犯国家的言论尺度，就不根据编辑部的好恶枪毙稿件。这样，每个专栏作家才有原创力可言。言论自由的原则才能贯彻。
文本来源：新快报
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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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薛涌
编辑：
李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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