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中国开始了寻求现代国家崛起之路。直到改革开放将近30年之后，中国人感觉到了自己的国家真正在崛起。

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和过去20多年间的全球化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体融为一体的过程。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也随着全球化到达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中国首先加入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表明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来说，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构成了它们内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也经常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参考的对象。

同时，各方面也感觉到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在发生质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尽管早期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遏制和围堵中国崛起的企图，但到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这些国家因此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中能够承担大国责任的重要一员。

责任何在，各国看法不同

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和西方并不友好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美国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这也就是近来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责任声音崛起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各方对中国的“责任”要求很不相同，从代表西方世界价值观的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人权和民主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反对霸权、公正国际秩序等等，一应俱有。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外交政策话语已经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调整。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领导层强调的是“韬光养晦”政策，主要是要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集中发展国内的经济社会。

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不在国际社会“当头”和“称霸”。“韬光养晦”政策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内部的发展对外界构成不了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到江泽民时代，随着中国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内部发展开始对外界产生影响。同时，国际社会也开始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担忧，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步其他大国崛起的后尘，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冲击。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这一概念一方面表明中国领导层要以和平方式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因为全球化等新因素的出现，中国已经具备了和平崛起的途径。后因为国际社会对“崛起”一词的不同理解，中国又用较为低调的“和平发展”概念取代之。

应当说，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强调的还是中国本身的发展不会对世界既存权力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

本世纪初以来，“和谐世界”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话语的主轴。尽管“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外部延伸，但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领导层开始考量中国要在世界上尽什么样的责任的问题。

同时，这一概念也是对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不同期望的回应。“和谐世界”即回应西方国家，也回应发展中国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大国在履行所谓的国际责任的时候，往往用冲突的方式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中国的“和谐世界”概念显然表明中国想寻求一条不同的道理。同时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谐世界”的概念强调的则是通过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来达成社会的和谐，意在造就世界的和谐。

责任承担须与能力相协调

从聚焦于内部建设到意识到履行国际责任，这表明中国的外交话语正在转型。但是，中国要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中国的实际能力应当是相协调的。

实际上，较之西方老牌国家，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还相当低。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数个世纪，或好或坏，这些国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国际经验。

尽管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结束后，这些国家不能像从前那样主宰世界，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世界影响力了。相反，主要西方国家在用更为巧妙的方式主导着今天的世界。

从“主权国家”话语到后主权时代的“人道干预”话语，西方世界在全球的影响力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影响刚刚开始“走出去”，并且中国没有能力也不想重复西方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在履行国际责任的道路上，中国刚刚起步。

但中国所面临的特殊情形在于：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一方面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高度期待。

崛起讲多了，人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期待就飞涨，压力也接踵而至。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其外部影响力，而外部影响力的主要标志又是该大国能否履行国际责任。中国是否崛起，主要看中国是否能够履行国际责任。

如何在外部崛起和国际责任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个问题在今后很长时间是中国国际政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