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

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使中国走上这种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发展道路，从而以制度的现代化推进其他领域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入新阶段

记者：王老师，您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著名专家，一直在关注西方各国的社运史和经济发展史，这对我们如今的改革来说，有没有什么可供借鉴的地方？

王占阳：最近有人提出，我国的经济改革基本完成了，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科学的。虽然我们的经济改革，也就是所谓“所有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最具决定性的突破，但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所有制改革的相对完成实际还只是继续深化改革的一个前提。西方直接所有制改革完成后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实际就是在直接所有制基本不动的前提下进行具有普遍幸福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改革。这种改革有两大内容，一是在资本主义工资的基础上增加社会主义工资，二是直接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经过这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相当数量的资本主义利润被普通公民所分享，资本主义的直接私有制实际也因此而在相应的程度上转变成为了事实上的社会主义间接公有制。现在看来，虽然各国在所有制改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行适当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做法却是体现了通向现代文明的普遍规律的。这种普遍规律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和过程中逐步地发展现代社会主义。一般说来，一方面，任何国家，如果它不能通过所有制改革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它的经济就不可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任何国家，如果它不能在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实行具有普遍幸福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改革，它就不可能最终实现个人基本消费资料领域的普遍富裕，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所以说，我们的改革并不是所有制改革搞完了就结束了。我们的分配制度改革才刚刚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入新阶段。

记者：王老师，您能否谈一下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过程？

王占阳：可以。大体说来，自19世纪以来，西方分配制度的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争取实现资本主义公平分配的阶段。资本主义实际也有公平分配。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和劳动力市场价值支付资本主义工资，实际就是资本主义的公平分配。早期资本主义实际是仍然夹杂了许多封建性的超经济强制因素的资本主义，这就使资本主义的公平分配不能不在相应的程度上被这种因素所侵蚀，因而也就产生了争取实现资本主义公平分配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所生活的历史阶段，实际上就正是这样一种历史阶段。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谈到的“做一天工得一天的公平工资”的口号，实际就是当时的工人阶级争取实现资本主义公平分配的口号。诚然，从剩余价值的理论来看，这种公平工资也还是不公平。但是，相对于封建主义的不公平来说，这种公平工资已经是可以令人相对满意的公平工资了。而且，相对于仍然比较低下的生产力来说，这种公平工资也曾经是唯一可行的公平工资。

二是初步争取和发展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工资。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雇员工资只是劳动力市场价值的实现，这种工资就是资本主义工资。如果雇员又获得了高于劳动力市场价值的工资，这种工资就是社会主义工资。这是因为，由于雇员阶级在市场经济中居于天然的弱势地位，所以在市场经济中自然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价值的实现，通常只能满足雇员阶级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不能使之过上富裕的生活。因此，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目标实际就在于实现个人基本消费资料领域的普遍富裕。但这种普遍富裕又不可能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自然实现，而是只有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过程中通过雇员的必要斗争和相应的分配制度改革才能逐步实现。这就使这种争取和发展新型公平制度的过程，不能不具有了实行新式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的社会性质。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马克思、恩格斯发动、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就是导致这种新式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性因素。从19世纪最后30年到20世纪20年代，就是这种发展的主要阶段。在这时，随着主要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价格大幅下降和工人名义工资的大幅提高，随着各国先后通过和实行了缩短工作日、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的法律，工人的实际工资有了较大增长，普通工人可享用的食物、衣服等消费品的数量已经远较过去为多，先前恶劣的居住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资本论》中所描写的工人的“可怕的使人堕落”的居住方式正在逐渐成为过去，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的劳动者过度劳累的情况也开始发生了改变。由于这种变化，当恩格斯于1893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德国时，他曾惊奇地发现，同以往相比，许多工人住宅的门面，竟然装饰得“像宫殿一样”。也是由于这种变化，1850年一个普通普鲁士工人家庭的食物支出占工资收入的58％，但到1913年已经仅占39％。应当指出，以往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们的历史著作总是倾向于掩盖和贬低这些历史事实，这是不对的，也是对于我国的改革方向产生了不应有的误导作用的。那种认为这种发展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的观点，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实际上，19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人运动开始高涨，1900年左右，更是西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鼎盛期。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形成了实行超出劳动力市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强制性的政治压力，这种政治力量又通过议会斗争的途径开始实现了某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立法，这就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开始得以出现。我们有一种经济决定论，似乎经济发展基本上只是一种自我运动的过程。但实际上，经济与政治是互为基础、互为前提、互相产生的。我们现在应当特别注意到，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政治，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第二阶段的大致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