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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六中全会为标记,社会进入了再次转型期。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以及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理论与实践,标志着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执政规律认识的飞跃。
以十六届六中全会为正式标志,中国已完全进入社会再次转型期,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长征。其意义十分重大,影响十分深远,国人不可不知。
从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当前这一阶段,是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成熟、进入正确而健康发展的阶段,值得欣慰。
毛泽东领导建立社会主义
从1949年至1976年,这是毛泽东领导的第一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与旧社会、资本主义不同的新型国家,即毛泽东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搞国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思想文化上搞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对外支持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其路线和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左”和极“左”,以“左”为正,以正为右。
这一阶段的成绩是为国家工业化和国防安全奠定了基础,错误是过高的积累和过低的分配、消费使人民普遍贫穷,发展速度华而不实,被一些原来和自己差不多的国家和地区远远地甩在后头。此时,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已难以为继,“文革”十年浩劫是这一阶段的结束语和转折点。在一穷二白、错综复杂的东方大国实行社会主义,前无古人,谈何容易。而毛泽东的权威和性格又把许多失误推向极端。
然而,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教条主义与马列主义混淆不清,政治、经济独立与闭关锁国并存,穷国与强兵同在,高压政策与个人迷信式的服从比肩,平均主义与治安良好互动等等。表明了实践的辩证法无处不在,纠偏在精神上难免矫枉过正,但在政策上却必须恰如其分,很讲分寸。否则,政策上差之毫厘,工作上就会谬之千里。
邓公领导改革开放
国家频于崩溃边缘,形势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一场继承优点、纠正错误的大运动,在极“左”思潮的阻挠下十分艰难地进行着。其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代替了闭关锁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代替了平均主义,只做不说的不争论代替了以理论为先导。结果是以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二百年才能完成的伟大事业: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破万亿,人均产值一千七百多美元。国际地位高到中国香港人得以出任世卫总干事。不少世人都说中国不太久以后将会超过美国。人们都已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中国社会进入了一次转型期。这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社会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型。
然而改革开放难免矫枉过正,摸着石头过河以及法律和制度的缺失,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许多问题应势而生。贫富悬殊和社会分配问题、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医改、教改、房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权益诉求渠道的畅通、社会发展这条短腿的跟进,特别是反腐斗争和廉政建设以及政治民主化问题,激化了各种矛盾。调整和改革刻不容缓。
第四代构建和谐社会
以六中全会为标记,社会进入了再次转型期。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以及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理论与实践,标志着领导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执政规律的认识的飞跃。
在一系列重要会议上,中央领导人强调的是“两个解放”,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而为此就必须强调发展、突破与创新,这就是胡总书记在六中全会上闭幕词的基调。非此不足以冲破“左”倾思想的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一系列难题的破解,不足以逐步实现空前艰难的社会和谐与国际和谐。正因为这样,中央领导人最近在文代会上、作协会上强调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然而其阻力将不亚于当年邓公所提出的“猫论”。不过,只要不存偏见,人们都会看到,由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纲领代表了极广大人民的心愿,由于胡总书记提出由人民共建和共享的方针,这一纲领实现的可能性极大。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性成就和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目共睹,但前进中的问题也很多。按照胡总书记的概括,共有二十二个。其中被从不同层面分别摆在第一位的是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创新,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至于经济(即将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教、新农村建设、国防、科技、外交、对台、港澳工作,特别是社会公平正义、民生难题等等,可谓问题成堆。但要逐渐解决他们,只能靠大力发展生产力。而这又要靠进一步解放思想。别无选择。这次转型,要求在坚持根本的理论、纲领和路线的前提下,以制度建设进行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或微调,以满足大多数公民的要求。
关键在党的先进性敏感性
所有这一切,关键在党,在党的建设。世界上所有的执政党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改革调整、社会转型和自身的建设问题。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在战后也经历了两次社会转型,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第二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两次社会转型都很明显,但第二次的结果并不理想。经验证明,执政党必须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对自己执政基础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及时地调整理论纲领和政策主张,以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共同愿望。
哲学上有这样的公式:肯定,否定,再肯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正确和成熟。当然,后面的否定和再肯定,不是通常的含义,而是有同有异,认识达到螺旋式的上升。(凤凰视点)
黄万转 作者为资深理论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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