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资讯 > 视点 > 正文 |
|
中国的自杀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一个NGO的能量毕竟有限，必须倡导政府和多机构合作，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之道。
文 □ 记者 张婷
8月8日，立秋后的第二天，气温不算太高。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一间临时教室里，端坐了几十位农民“大学生”。“大”是特指他们的年龄基本超过40岁，其中不乏60多岁的老人。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大学生”们暂且放下手中的农活，从新乐市义合庄和南双井两个村子赶来，汇聚一堂，接受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NGO组织）的一次特殊培训——“生命危机干预”。台上讲课的老师包括谢丽华、吴青、荣维毅等致力于性别问题研究的学者。
“这些可都是‘高级人’和‘上层人’啊。”今年53岁的冯栓虎和几名学员在教室后排小声嘀咕着。坐在旁边的记者饶有兴趣地问：“怎么个高级？”“都是北京来的有大学问的人呀，那个吴青老师可是冰心的女儿，这个我知道。”冯栓虎瞪大了眼睛说。
课堂气氛始终很活跃。与冯栓虎一样，这些中国大陆乡村的普通农民大多数是第一次听到“性别意识”、“家庭暴力”、“社会支持”等专有名词，他们充满好奇，领会其中含义后，又特别兴奋。
“知道‘生命危机干预’的意思吗？”课间休息时，记者与学员们聊了起来。
“就是要减少俺们村里因为想不开喝药自杀的人。”“就是要俺们听了课回去后多宣传，遇事别那么想不开。”大家七嘴八舌，纷纷表示明白这个培训班的目的。
“自杀这事不好提吧，怎么宣传？”
“回去后，周围人肯定会问俺们这几天干嘛去了呀，俺就告诉他们都学了啥。”和丈夫冯栓虎一同来参加培训的白兰素说。
今年60岁的李领彦的听课笔记做得格外认真，记者看到她工整地记着“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幸福是一种感觉，要把底线降低”等句子。她退休前是一名小学教师，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了，有一个独子。但是丈夫去世后，却因为与媳妇不和一直独居。李领彦告诉记者，农村因为家庭矛盾想不开喝药自杀的人很多，县医院几乎每天都能接到这类病人。她平时就经常开导身边生活不如意的朋友，现在可以将培训班上的内容讲给他们听了。
王玉梅曾在义合庄村担任了10多年计划生育小组组长，她说，农村自杀的妇女大多数是因为家庭矛盾，很多人喝药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丈夫，有的甚至之前还很奇怪别人为什么想不开去寻死，结果自己一赌气就服药了。
“不同于其他国家，在中国大陆，清醒状态下自杀的人要多于因抑郁症等精神问题自杀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大部分因为一时冲动而轻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性别问题专家荣维毅说。
“中国式”自杀
据了解，中国是非常少数几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之一（其它国家有科威特和巴林）。在西方国家，男女自杀率的比例通常为2∶1，有时为3∶1，而中国总的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非常高所致。
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资料显示，基于卫生部提供的1995～1999年的死亡率资料，估计中国年自杀率为每10万人23人，即每年约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是第5位最重要的死亡原因，而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第1位死因，农村妇女年自杀人数高达约１５万人 。
近10年来，自杀问题开始逐步在中国大陆受到关注。中国自杀问题的独特性已经引起了各个社会政府部门、海内外学术界、海内外媒体的重视。
1994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了一个自杀暨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同时，设在北京精神专科医院回龙观医院的一个非政府研究小组也长期研究自杀问题，负责人是加拿大籍的社会医学专家费立鹏教授。2002年底，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回龙观医院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
此外，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将自杀干预作为他们的参与式项目之一。据该中心创办人谢丽华介绍，今年8月在新乐市开展的两个试点村，已经是项目的第二期运作。首期项目，于2002年8月开始，分别在河北省正定县、海兴县和青龙县的6个村庄开展。二期在此基础上吸纳了男性参与者。
而催生这个项目的机缘是一本杂志上的一个栏目。1993年，面向农村妇女的杂志《农家女百事通》在北京创刊，是《中国妇女报》的子刊。随着杂志发行量的增大，主编谢丽华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妇女流露出自杀倾向的“求助信”，有的甚至直接写道“如果几天之内收不到你们的回信我可能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编辑记者们下乡采访的时候，也经常遇到办丧事的，一打听就知道，是哪家的媳妇因为想不开喝药自杀的。
谢丽华意识到，在中国乡村，妇女自杀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1996年，杂志开设了一个新栏目“他们为什么走上轻生之路”。刊登了30多个关于农村妇女自杀个案的调查报告，并在每个调查后面都配有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医生的分析文章，目的是让那些处在同样生命危机边缘的姐妹，通过阅读反省自我，避免新的悲剧发生。
采访的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谁家出了这样的事情都不愿意声张，即使同一个村庄的人，相互之间都避讳不谈，更何况对外来的记者？
随着对问题的深入了解，1999年，谢丽华主编了《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这是“农家女”自杀干预的第一个成果，也是当代中国第一本有影响力的自杀研究。
2001年，杂志社编印出了小开本的《农村妇女生命危机干预手册》。同年，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作为NGO组织正式注册，开始在河北农村选点推进“生命危机干预”项目。
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颇费周折，首先，这不是一个能给地方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同时，有很多地区的妇联干部认为：我们有那么多的女能手、女劳模，有那么多的好典型，为什么不做这样的项目？自杀这种事情是负面的，如果曝光，多影响政绩呀。
“一点头绪也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做。”项目执行官员许容刚刚接手该项目时也这样感觉。按河北农村方言说就是“老难老难”。
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从未提供一套应对自杀的路数，另一方面，中国自杀现象的特殊性不能套用任何西方自杀学的既有模式。
就连项目的名称“生命危机干预”都巧妙地避开了“自杀”二字，其实这个词并没有直接相对应的英文，翻译过去就是自杀干预的意思。
后来接触过许容的人，也都会好奇地向她发问：自杀是个秘密，能干预吗？怎么干预？需要多大的人力物力？
种子的力量
“送你一颗果子，只能享用一次；送你一粒种子，可以受用一生。”这是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理念。
谢丽华决定先在试点村培育出“种子”来。许容就是那个下去“播种”的人。
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许容开始不停下乡，差不多一年有1/3的时间都在乡村，她以心理健康辅导的名义和村民们熟悉。从医经历和多年的人事管理经验帮了忙，一开始她时常召集村里的妇女，给他们讲讲卫生健康常识，大家都很乐意学。
随后，村里能说话拿事、有威信的妇女成立了“妇女健康支持小组”，一般最初的核心成员就五六个。通过他们了解到村里哪些家庭有因自杀而过世的亲人，哪些妇女曾经有过轻生的行为。他们也是最初的“种子”。
为干预自杀而来，却不能直接劝阻自杀，甚至不能提，有时就是拉拉家常而已，否则可能起到反作用。
“有时候，走在村里的路上，我常常感觉自己特像一名地下工作者。”许容感叹道。她说自己打交道的那些村子，一般都需要1年左右的亲近时间，之后人们才会和你推心置腹，不避讳谈她们曾经伤痛的经历。
“农家女”给每个村子的健康小组提供每年1000元的支持作为启动经费，通过成立文艺队等形式将村里的妇女常常召集在一起开展活动。同时给村里捐赠了电视机、影碟放映机、关于农业养殖的光碟以及图书，成立了一个妇女聚会的活动室。
种种形式中，课堂教育是见效最快的方式。“农家女”会请妇女问题专家下乡给村民们讲课，也曾经数次将有过自杀经历的妇女请到北京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接受心理辅导课程。有些学员的迅速转变让周围的人感到吃惊。
青龙县东蒿村的小云是村里有名的“大喇叭”，只要一吵架，附近邻居都能听见。结婚后，她一直抱怨丈夫没本事，自己除了打麻将什么都不想做，还经常喝药威胁丈夫，家里日子很不好过。
2004年5月，她去北京参加了农家女学校的培训班。起初，她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有些排斥，一言不发。直到为期一周的培训快结束时，她才找到许容深谈了几次，说“其实不该总埋怨丈夫，要换位思考，换个活法。”
回去后，她果真换了个活法，不再打麻将，和丈夫一起承包了一个废品收购站，很快红火起来。2005年的春节，大清早，她就兴高采烈地给许容打了个电话拜年，大嗓门震得许容不敢把手机贴着耳朵。她告诉许容，现在每个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了，这是结婚后第一个没有吵架的春节。
难道参加几次活动就能将郁积在心中的“自杀魔鬼”打败吗？真有这么神奇？记者走访了最早开展自杀干预项目之一的正定县上曲阳村。
与其他几个试点县一样，正定县并不是自杀率最高的地区，但县妇联愿意与“农家女”合作开展项目。这个分布在河北东部的县，有40万人口，是较为富裕的县之一，相对其他几个试点村，上曲阳村村民的经济状况也较好，除了务农之外，几乎每家都有自己的小生意可做。
8月的河北平原，绿油油的玉米开始抽穗，长势喜人。健康小组组长康计荣带着记者走访村民。康是村里的妇代会主任，很有能力，家境不错，人缘也好。
“哟，你们‘农家女’又从北京下来啦，欢迎欢迎，许老师没来吗？”村民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经过从2002年8月开始的首期项目，这里的人对“农家女”和项目执行官许容已经非常熟悉了。
来到华樱家时，他们正准备吃晚饭，上来迎我们的华樱见了生人羞涩地笑着。在康计荣眼中，她是个“非常可爱的人”，特别朴实。华樱和丈夫曾靠经营家具厂而致富，一年收入能有几十万。但后来丈夫开始结交一些不好的朋友，不但不顾家，还在县城包养了一个情人。夫妻经常吵架，生意也开始赔钱。她非常痛苦，几次想自杀，有次急了，就把汽车和家具厂都泼上汽油，想连自己一块点着死了算了。丈夫死死抱住她，才没酿成悲剧。
健康小组成立后，康计荣经常找华樱聊天，特别因为她的遭遇而心疼她。上曲阳村第一批去北京接受项目的课堂培训时，华樱也去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她认识了来自其他县的村子里的朋友，还和其中一位拜了干姐妹，大家一块听课，聊各自的问题，心情似乎好了很多。
回来后，随着她信心的增长，也逐渐说服丈夫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将亏损的厂子租了出去，重新开始找活干。夫妻感情也慢慢稳定下来。
见到华樱后，能感觉到她的生活并没有一下子“美满”起来，比如家里的经济，比如和婆婆的关系，也能看出华樱的笑容多少有点无奈。但很重要的是，她已经懂得自我开解，甚至自我解嘲，“凡事都有好和坏，我现在就尽量把好的一面翻上来，快乐最重要。”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光是个别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改变，在文艺队的鼓动下，整个上曲阳村的村民在长久缺失的集体生活上，都活跃起来。曹秋英也是小组的核心成员，文艺骨干，她自编自导的小品《孝子》演遍了附近的村庄，极受欢迎。
一旦成为“种子”，同时也就变成了播种的人。上曲阳村的健康小组目前已经发展到上百人，几十个家庭。
从2002年开展自杀干预项目以来，这个村庄至今没有一例自杀死亡。
改造人心的运动
谢丽华设立生命危机干预项目的初衷，是想寻求一种能面向整个中国大陆农村推广的有效模式。
“自杀干预项目并不能立竿见影，目前看来几个试点村庄的推进模式短期内，局部效果还不错，但是这样的健康小组究竟能起到多长远的作用，能解决多大的问题，我心中也有很大的疑问。西方国家的自杀干预项目也没有取得特别明确的效果。”北京大学宗教系吴飞坦言。
吴飞2005年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便是研究自杀问题。他还在美国读书期间就与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保持联系，回国后被聘为自杀干预项目的顾问。
据他介绍，对自杀问题的理论论述，最早出现在17世纪初期的英国。其实，从中世纪末期开始，自杀问题就成了欧洲各个国家法律中心必须面对的问题。与西方不一样，自杀过去在中国一直不是个问题，只是从近年来才逐渐开始关注。
为什么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高？经过专家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包办婚姻带来的家庭矛盾、妇女地位低、农村经济贫穷，医疗卫生条件差、自杀工具易得（比如农药）等。
谢丽华认为，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传统文化。她分析，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待自杀的态度，并不像西方宗教的自杀禁忌那样严厉，也没有法律禁令；另一方面，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普遍存在，中国农村尤其根深蒂固。妇女在出生、受教育、婚姻、劳动就业和土地所有权等方面仍受到不公正待遇，这给她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
在新乐市开展的男性参与的自杀干预项目培训课堂上，荣维毅教授讲授性别意识问题时，让每位学员发表一点看法。不少女性学员站起来说：“俺觉得男女永远平等不了。”引得一片附和。
吴飞也赞同性别差异是重要原因，不过他认为，农村妇女自杀更多是由于社会观念与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家庭矛盾问题。
人类学研究者阎云翔在其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中写道：1983年，中国大陆农村非集体化之后，在公共生活迅速退化萎缩的同时，休闲活动转而成为以家庭为中心。也正因为如此，农村的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就变得更加重要。
吴飞说，其实中国乡村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总体上是一个模式。现在农民工在增多，家中留下的妻子、孩子和父母，又会形成一个更为复杂的家庭关系。所以面对主要由家庭矛盾造成的中国式自杀，如何设法维护家庭的和谐才是关键所在。
对于农家女的自杀干预项目，吴飞认为，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正是如此。“并非简单地帮助弱者进行革命和反抗，没有暴力和冲突，而是以社会组织的方式干预人们的心灵。是一场改造人心的政治。”
显然，“农家女”生命危机干预项目前路到底如何？目前的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区推广？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推广的效果？这些问题，在谢丽华和许容心中一时也无法解答。
“中国的自杀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一个NGO的能量毕竟有限，必须倡导政府和多机构合作，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之道。”荣维毅教授如是说。 （本文所涉及的自杀未遂者均用化名）
本刊在总第222期《寻访特殊的“城楼画像”画家》一文中写到的著名老画家周令钊先生和辛莽先生都健在，身体状况良好，并且依然坚持着美术创作，我们谨向他们致以敬意和歉意。（凤凰视点）
|
编辑：
luw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