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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八月廿一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吴恒要求广西各高校对被录取入学、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没有报到的贫困生，各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要派专人过问，书记、校长必须承诺：不能出现一例贫困生因贫困而无法入学。
另据《南方周末》近日报道，自一月十五日至八月廿二日，共有十一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东莞市救助站寻求帮助。这一现象在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地也时有发生，这其中，深圳救助站接待大学生比例竟不低于百分之十！
这两则新闻，两天内接连出现在不同媒体的版面上，眞是耐人寻味！从积极的层面看，多年的苦心经营，中国的国家财富确实大大增加了，这使得政府有愿望也有能力来解决贫困生上大学难的问题。
作为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少数民族省份，广西贫困生的比例相对较高。广西近年来建立了“奬、贷、助、补、免”为主要手段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体系，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果，眞能在广西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兑现“无一例贫困生因贫困而无法入学”的承诺，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中国的其他省份完全有责任也有财力推广“广西经验”，率先在敎育领域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但是，助学贷款发放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吗？从大学里镀金出来，眞的就进了保险箱吗？这两个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而大学应当如何面对自己的学生，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也日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争论升级的矛盾焦点之一。
新学年，中国银行将向广西卅二所自治区直属高校的贫困生贷款三点一亿元人民币。但是广西十五所市属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进展缓慢，目前为止只有一所高校按新机制开展了国家助学贷款。
政府的好意在高校遇到执行难的问题，原因何在？关键在于，中国高校迫切需要转变内在机制，否则拿到拨款也会出现“虚不受补”的尴尬局面。政府对敎育资助的核心目标，是帮助那些“有才而无财”的贫困生完成高等敎育。要尽可能减少层层落实的中间环节，把钱直接锁定在其所资助的目标——穷苦学生身上。简言之，若优化资助重点，锁定投资对象，则今日之中国完全有能力大庇天下学子俱欢颜。
那么，高校的办学费用又如何解决呢？北京某高校近日耗资百万在食堂建观光电梯，引起巨大争议，这反映出民间对各大高校争相大兴土木表现出强烈质疑。当高校的融资来源主要来自政府拨款的时候，这种现象是难以避免的，而这背后又隐含着敎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巧立名目的贪污腐败，乃至于为踏入校门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学子们，将会从心灵深处对母校产生不信任感——这，才是最可怕的。
接受过大学洗礼的精英们，无论那四年过得愉快或者不愉快，他们都会感叹，大学对于伟大灵魂的塑造是多么重要。而中国大学的经营格局尙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就会出现国家敎育资助越来越大，大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大学校园越来越漂亮，敎育品质却不断下滑，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局面。
因此，政府除了加大敎育投资，还要鼓励民间资本对敎育的投入，扶植和引导民办大学，与公办大学展开平等、良性的竞争。香港大学录取几个尖子生，就引发中国敎育界一片“狼来了”的恐慌，这恰恰是向中国高等敎育引入理性竞争的妊娠反应。
政府的大量投资只能解决入学的基本问题，只有激烈的市场化竞争才能迫使大学校长们用有限的资源提升敎学品质，并与市场接轨，促进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提升。当高校与市场产生良性互动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创造出足够多的体面的职位，大学生们才能于在校期间学到足够多的胜任这些职位的技能。耶鲁、哈佛为何富得流油？不是因为它们得到了华盛顿的大笔捐赠，而是因为学有所成的精英们给它们带来了数十倍、上百倍的回馈。
大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敎育质量的优化与市场机制的激励。（凤凰视点）
macao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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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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