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读者” 点拨参考报道工作

参考报道能在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形成过程、决策贯彻过程，甚至决策检查过程中发挥作用，和“大读者”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关心分不开。每当关键时刻，“大读者”总要对参考报道工作点拨一下。像上面说的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前，在1970年春季，毛泽东就在考虑扩大参考刊物的发行范围了。他亲自在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中进行调查，发现服务员们因平日看到的材料太少，国际常识太差。后来，给他们看了《参考资料》，很多问题都能回答出来了。经过研究，决定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让全国每个共产党的基层支部都有一份。这一来，《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从60万份扩大到300万份，看到的人就更多了。周恩来后来曾对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毛泽东认为，“这个发行量还太少，照他的意思发几千万才好”。目前纸张、技术还有困难，这个目的总要实现才好。

此前关于参考报道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也是由于“大读者”的指示才定下来的。那是1958年炮击金门后，由于《参考资料》编辑工作的粗糙，未能完全适应“大读者”的需要。

当年10月，毛泽东特派他的秘书林克来新华社传达他的批评，要求参考报道的编辑人员“学习党的政策”。等到新华社的检讨送上去以后，11月份，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又专门来新华社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要求新华社成立“首先为中央服务”的专门的“参考材料编辑部”，成立一个“具有研究性质、为中央各作战单位提供参谋意见”的编辑部。这个意见，促进了参考报道在新华社内成为一个专业的报道系统，建立了专门的编辑部，参考报道业务得到很大发展，也就能够更好地为“大读者”服务了。

新华社成立参编部后，工作按照“首先为中央服务”的精神安排优先次序，传递层次有五六道，参考报道得以不受干扰而有序地进行。

参考报道受到“文革”的干扰破坏

不想只有七八年时间，参考报道长期积累和执行的“及时、全面、客观、如实”的报道方针及传递层次就受到了“文革”的干扰破坏。

参考报道遭受到干扰破坏的事例，这里不一一列举，只把1967年至1973年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前夕到“军事管制”基本结束这一期间，周恩来对参考报道的部分意见抄在下面，就可看出“文化大革命”对参考报道的影响已经及于“大读者”的工作了。

1967年5月28日，周恩来说：《参考资料》报喜不报忧。不登敌人骂我们的一些东西，人们就不知道多方面的情况。不要“怕”字当头，不要怕群众造你们的反。

1970年6月29日，周恩来说：毛主席交代过，《参考资料》不要自己标标题，原来怎么标就怎么标，让读者自己判断。

1970年9月2日，周恩来说：(一)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以后《参考资料》首页上不再登语录。从9月5日起，《参考资料》不要登语录了，《国际共运参考资料》也不要登了！(二)关于《参考资料》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哪些重要，推荐给毛主席、政治局看的，排在前头。按地区看，容易忽略过去。我现在得先看目录，有时从头翻，得花两小时，按题目看一个半小时。把值得看的放在前面。(三)《参考消息》主要是正面的，也要选登反面材料，使大家有所比较，否则不能起广泛教育作用。

1971年7月17日，周恩来说：《参考消息》对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的反应登得太少。《参考资料》作了大量的报道。《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大，对公告反应也要报道，基本上应和《参考资料》一样，正面的、反面的都要登，当天登不完，第二天还可接着登。

1973年6月15日，周恩来说：《参考资料》每天要登一篇有关台湾的消息和言论，骂街的不要。

……

上面抄录的文字也可以看出“大读者”对参考报道受干扰的不满。当然，还有的干扰是直接破坏，但又是暗中的破坏。

1967年4月17日，《参考资料》下午版登出一篇日本《朝日新闻》介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文章，其中提到他青年时曾在南京被捕入狱。陈伯达看到后，立刻让秘书打电话给新华社，把这期《参考资料》全部回收，包括“北京的和外地的”，连发给毛泽东的那一份也回收了。

1976年4月，周恩来逝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北京市民纷纷到天安门广场表示悼念，并借机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由于规模太大，信息无法掩盖，外电外报中都有报道。姚文元无法禁止，却想出一个办法，下令参考刊物不刊登单条消息，而用“综合”编写反映。参编部写出综合稿件后，要送他审批后再登。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姚文元急忙给新华社下令，“《参考消息》要严格限制刊登国际上有关反应的数量，《参考资料》也要注意”；国际参考报道“要记住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期所犯的错误”。所谓“错误”，就是参考刊物当时刊登了大量国外对周恩来逝世的反应。

以上这些事实，在“大读者”那里恐怕不会被察觉出来，所以，陈伯达、姚文元才敢于利用他们跻身“大读者”的行列，又拥有主管新华社工作的权力和机会，对参考报道进行明目张胆的干扰和破坏。此等教训，应当时刻铭记。

□B10、11版均摘自《党史博览》

2008年第4期 张辛民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