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你们要注意看‘参考’，免得贻误大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约有两年，一天，李慎之来参编部看望我们这些旧日同事。稍事寒暄后，他就直截了当地问：“两位‘大读者’不在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吧？”他没有说“大读者”是谁，可在座的人都明白，指的是已去世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李慎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按当时的体制，国际参考报道由国际部主管，李慎之分工管理这项业务。

这次相见，是他再度调到邓小平处工作后唯一一次来参编部值班室。因为他是从搞参考报道走过来的，加上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落了难，后被安排到参编部搞翻译工作。他完全知道两位“大读者”对参考报道的重视、关心和对这种报道的运用。参考报道的命运兴衰，也确和“大读者”息息相关。

新华社的参考报道，最初就是为“大读者”办的，因为他们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人，太需要参考报道了，尤其是当年处在那种被封锁、被包围的环境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环境方面，还有很多国家封锁、包围中国，参考报道仍然不能取消，而且需要了解的方面、领域比过去更多了。

国际参考报道的读者，也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扩大到全国的高级干部，包括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大约2000人。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接着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一年，毛泽东反复思考，感到对社会封锁国际时事信息是一种“愚民政策”，会对国家带来危害，下决心办好《参考消息》，使全国党内外的中层干部和在校大学生都能及时知道中国以外的世界每天发生的大事，而且消息来源都是外国人自己说的。从此，参考报道也就有了广大的读者群。20世纪70年代初调整对外战略格局，《参考消息》在中国的读者群扩大到党的每个基层支部，包括工厂、农村、连队。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组织起来的群落，都能看到《参考消息》了。平心而论，这是“大读者”对中国人民实行的一个“德政”。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参考消息》更是上了报摊，任何人都可以花钱买报，信息限制只属于办报者的自律，和阅读范围没有关系了。参考报道读者群的这种变化，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开放程度的一个标志。

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参考消息》只是供中高层领导人看的，是《参考资料》的一个“摘要版”，经过改革开放的演变，两者渐行渐远，已经演变成为两种不同的版本，《参考资料》成为《参考消息》的一个“补充版”。

了解世界时事变化，增长国际知识见闻，是参考报道所有读者的共同目的，不分“大读者”和普通读者。我在参编部工作时，曾多次听到传达毛泽东的一句话：《人民日报》，除了《副刊》我要看，其余我不看，《参考资料》我每天都看。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很吃惊，后来仔细想想很有道理。《人民日报》上的新闻、言论，很多是事先看过了的，何必再花费那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看呢！而《参考资料》中的内容，则是发生在未知的领域，必须花时间去了解。“文革”时期，更听说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承认，“我之所以懂一点国际知识，靠的就是每天两本《参考资料》”。确实，毛泽东不只自己看《参考资料》，还设了专门秘书帮他看。1954年我刚调到新华社工作时，《参考消息》编辑组的前任组长林克就调给毛泽东去做帮他看参考报道的秘书了。江青也曾担任过此职。在有关档案文献中，就多次看到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便条，要她注意阅读或研究某篇参考报道中的文章。在《参考资料》中，不时可见译文中新的专有名词、术语或缩写后面加注有原文，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做的，为了阅读时便于理解。这种做法现在还在坚持。

周恩来也特别注意通过新华社的参考报道了解国际时事。根据“大读者”的作息时间，中央办公厅规定，新华社出的参考刊物必须按规定时间送到中南海。周恩来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也规定了传送参考报道的方法。1954年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中，就专门设置了一个负责参考报道的工作班子。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陈毅副总理率团参加，在代表团中，新华社也专门组织了一个负责搞参考报道的工作班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周恩来打电话到新华社参编部，查问外国通讯社报道了什么大事，指示参编部要坚守岗位。那时红卫兵群起造反，从学校波及到机关，有些机关工作秩序失常。陈毅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找到刚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的熊复，传话说：新华社的《参考资料》可不能停刊，停刊了外交工作就要“断粮”！

“文革”时期，一次周恩来对外事系统干部布置工作时说：“主席和我每天都要看《参考资料》，实在太忙了，也要看《参考消息》。不看，我们心里过不去！你们要注意看‘参考’，免得贻误大事。”后来，周恩来还规定，新华社参编部要把收到的重要外国电讯及时译出，打成清样，送到他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