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德国引进过一批37毫米反坦克炮

化敌为友的幻灭

然而对于南京政府压制民众反日情绪的“忠心”和“笃敬”，日本的作为却是釜底抽薪。

就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刊载的《闲话皇帝》一文，经转载后被日方指控“侮辱天皇”，并由日本人在虹口游行滋事。国民政府为平息日方，不惜撤换上海公安局长，暂时取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上海分会，并对《新生》杂志创办人、东北爱国者杜重远提起公诉。

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更加激发了被压制的抗日情绪。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认为:“对日不敬记事，不独中国一国，若以些微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之调整永无希望。”不幸的是，日本对中国的压迫远不止“些微琐事”。

1935年中，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孙永勤事件和自行制造的两名汉奸遇刺案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撤除河北官员，迁移省政府到保定，并严厉要求国民政府从华北撤走中央军和各级党部，为此不惜以武力威胁。国民政府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必会引起意外严重之势态”。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完全让步，自放弃东三省后，再次在华北放弃主权。

然而日本“友邦”一如既往不依不饶，对于日本提出、国民政府已经让步的条件，多次逼迫何应钦接受并签署日本提交的书面协定。在日本武力的威胁和国民政府的软弱之下，一种类似市井流氓行为出现在国民政府和他试图化敌为友的邻国政府之间。何应钦一纸无奈敷衍的纸条，被日本宣传为《何梅协定》，以证明日本对于华北的权力。在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年代”的顶点，国内外的危机早已孕育呈现。此时距离全面抗战仅有一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