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行走边境线之前
当旅行的时刻到来，一定不要忘记
有风在吹，而你眺望着远方
--安哲罗普洛斯电影《鹳鸟踟蹰》画外音
关于边境/边界，不仅是人类学或政治学关注的话题，也值得文学和艺术去关注。在希腊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dorosAngelopoulos，1935-2012）的电影《雾中风景》中，小男孩亚历山大和姐姐乌娜离家出走，去寻找母亲口中那个也许并不存在的远在德国的父亲。穿过黑夜的火车之旅因为逃票而变得惶恐。风雨凄迷中在泥泞小道上艰难跋涉。尚未成年却要面对欺骗与强奸的暴力。珍贵却不得不放弃的爱。一步步向着边境的靠近以及夜幕掩护下的划船偷渡。清晨迷雾中两个孩子的背影向着遥远地平线上的一棵树走去。如此旅行中，两个年幼孩子的遭遇撕裂了残酷生活的假相，剥除了鲜花与欢歌，绽露出肿瘤和脓血。亚历山大以近乎绝望的口吻向姐姐发问：什么是边界？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安哲罗普洛斯再拍一部影片《鹳鸟踟蹰》。
那是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政治从一种超平衡不稳定的冷战与核恐怖状态跌入一种严重的失序状态。一个混乱的世界。《鹳鸟踟蹰》关注的正是世界失序之后，当代的边境、难民和政治变迁的问题。电视台新闻编导GregoryKarr带领一个摄制组前往希腊边境，采访那些滞留边境的移民和难民的状况。在一个被作为国界线的河流分割为二的小镇上，他目睹了一场颇具超现实意味的婚礼：新郎在这边，而新娘在对岸。来自亚洲的库尔德人和来自东欧的政治难民，拥挤在这个作为保留区的小镇上，等待合法居住的权利。
我犹记得那一幕：带领GregoryKarr到边境采访的上尉，走上一座桥。桥上横着一条白线。他在桥边站定，抬起右脚，空悬着，微微伸展双臂，像一只踟蹰的鹳鸟。在他对面，另一国的士兵（或许是土耳其士兵）荷枪警戒。他扭头对GregoryKarr说：“只要跨过去，就是死啊……”
我也曾和上尉一样，在中俄和中尼两国的边境线上，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尤其是在中越两国之间的零公里边境线上，我曾久久踟蹰，谛听岁月深处的霍霍兵燹与隆隆枪炮。那场因“血染的风采”而令少年之我亢奋不已却让青年之我疑惑不解的战争，竟被一位高位截瘫的农村姑娘裸裎出余魅未尽的残酷。那是一个靠近边境线的村庄，草木葳蕤，南方过于丰沛的雨水令其生机勃勃。但在这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之后，隐藏着大面积农村生活的凋敝。在阴暗漏风的破败土屋里，我见到那个高位截瘫的姑娘。她大概二十岁左右，在本该拥有爱情和婚姻的年纪，她只拥有孤独的半截身体。那半截身体依赖着一块滑轮支撑的木板。每一次挪移，她都得双手撑地，用力推动简陋滑板。一九七九年中越战争期间，不知是被哪一国的战士埋在树林里的地雷，夺去她的双腿。那一年，她十四岁，在树林里赶牛回家的路上，她还哼唱着一首爱国歌曲。我忘记问她，是不是那首曾经红遍全国的《血染的风采》。地雷爆炸之后，她再也不愿唱歌。
广西边境小村，2004。
一九九五年台北金马影展期间，安哲罗普洛斯接受《中国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鹳鸟踟蹰》不止在谈地理的边界，还有人际之间的边界、爱情的边界、友谊的边界，乃至一切的边界。主人公马斯楚安尼在电影中也发出一个疑问：‘现在我们越过边界了──但是要越过多少道边界，才能回到家？’……如今我关注边界如何阻隔人与人的沟通，在混乱的世界，人失去了中心，失落了源头。”
人之所以失去了中心，失落了源头，不是因为界限太少，而是因为界限太多。处处都是预设的边界，宗教预设的边界，政治预设的边界，资本预设的边界，文化偏见预设的边界。于是，一个近乎歇斯底里的精神迷宫悄然成型。因此，便有了文化精英和群氓大众的自我迷失。很多人就在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的迷宫里走投无路。
在此混乱的世界，许许多多跨越边境/边界的人，流浪，离散，抑或流亡着，回家之路迢遥无期，或者说，家的定义日渐模糊，不知乡关何处。
某年春天，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个鹰翔天空猴跃松林的秀丽小镇，我邂逅与我年纪相仿的藏族僧人谢让啦。他的身上，裹覆着一种不经修饰的善良。他的家乡，迭部，与我的家乡相距不远。一九九五年，我离开闭塞的小山村，去省城兰州念大学，而谢让啦则沿着青藏公路，开始漫长而艰险的远足。蹀躞在格尔木风沙劲吹的街头，身无分文的谢让啦不得不卖掉手表。那是他随身所带惟一的财物。而在中尼边境，他翻越莽莽大山，历时三天。夜晚，他就卧眠山洞。如今，他正参与藏英大辞典的编纂工作。
非虚构作品《上新疆》片花。
中国的边境线蜿蜒漫长，贯穿众多族群，牵扯着一部又一部悸动的历史。中亚与丝绸之路，游牧族与汉族最早的撕扯，伊斯兰文明板块与汉文明板块的碰撞与交融，以及东西方文明最早的交流；东北亚隐藏民间的“脱北者”、大兴安岭中生活的来自遥远西伯利亚濒临消亡的鄂温克族驯鹿人以及神奇萨满；东南亚的缅甸战火以及避居云南的战争难民；金三角的美丽罂粟和邪恶毒枭……
曾在一九三零年代以记者身份活跃于中国、后于一九六零年代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的哈罗德·伊罗生（HaroldR.Isaacs，1910-1986），早在一九七零年代便指出：
重新站起来的中国却有相当复杂的“民族问题”，整个边疆地区，沿南部山区，经过西藏、新疆到内蒙古，世居的非汉人少数民族，论面积，约占中国领土之半；论人口，约为总人口的1/10弱。这些少数民族，无论对中共、国民党或之前的清王朝，都是内政上极大的困扰，以后也仍将是汉民族的中国统治者得伤伤脑筋的问题……①
这么多年，我听闻太多因边境而生的故事，有传奇，有悲剧，从而致我开始思考边境的意义。实际上，相较于人类漫长的自由迁徙和长途征战，边境是个只在近代随着西欧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坐实之后才逐渐厘定的概念。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Peace of Westphalia）确立了以边境划分为基础的领土、主权与独立的国家意识。最为久远的边界，顶多有三百多年历史，目前地球上的大半边界，晚到十九至二十世纪才得以确立。曾经自由的大地，因边境而被切割成隔离的区块。
甘肃玛曲，2004。
如果没有三十岁那年去戈麦--一个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公路也几乎没有汉语的康巴藏人的高山牧场--义务执教的冒险，我可能一生都将拘囿于内陆生活和单一文化的经验，从而不肯彻底逾越地理学和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边境，敞开胸怀，去拥抱世界，进而与世界融合。关于戈麦高地，我的第二故乡，我已说得过多，如今，最体面的怀念和感恩方式，莫过于保持沉默。但是，关于边境，关于因边境而生的游移→区隔→屏蔽→闭锁→←试探→沟通→逾越……却让我产生探索和思考的激情。
从“边缘”和“界限”两词衍生而出的边境/地理学→边际/经济学→边界/文化心理学，都是远离中心的话语，是在别处另设的场域，给人一种不在场不在当下的疏离。这些词，一方面会把某些群体某些族裔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推向远方，一方面也会把写作者的想象推向远方。远方总是神秘的，总是散焦的。因其散焦，才值得关注；因其神秘，才富有研究的意义。恰是意欲廓清一直自认为居处世界中心的汉族/中国人/华夏究竟为谁，台湾历史学家王明珂才数十年不断进入华夏边缘，考察诸少数民族，探究汉族/中国人/华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②
世界原本因无界无蔽而敞亮--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经由诗→言→思的语言学转向论述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1770-1843）时揭橥的那样，这个敞亮的世界正是人们诗意栖居之所--却因我们的怯懦、思想怠惰、好奇心匮乏、无知以及因无知而在自我精神内部砌筑的傲慢之墙，处处设立边境，将之遮蔽。自我精神闭锁之时，也就是空阔世界遮蔽之日。这个遮蔽的世界因为杜绝沟通、交流和尊重，从而日渐荒芜、冷漠和死寂。沟通、交流和尊重的源泉，是爱、慈悲和宽恕。一俟爱、慈悲和宽恕的泉源枯竭，经由荒芜、冷漠和死寂而生的偏见、歧视、仇恨、战争和恐怖主义便应风云而成雷电。
哈罗德·伊罗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观察到以地理和文化边境/边界而生的族群割裂。
人类社会的这种割裂，不仅寻常可见而且自古已然，只不过于今尤烈，形成一种讽刺、痛苦而又危险的吊诡：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星球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也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③
世代递嬗，文明累进，可是，隐藏在我们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些黑暗元素，仿若被上帝驱逐从天使堕为撒旦而后潜伏地狱的路西法（Lucifer），为何一再阻挡历代普世先知和人文主义者那个美好的期许--引导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和平主义的族群共存状态？为什么资本跨国、网络一体、欧盟结束区隔，而边境依然存于当世？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2005。
正如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所言：所有写作，不是为了给出答案，而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必将引出一系列更有价值的问题，而这一系列有价值的问题，将会激发我们的智性。这也许是我重新上路的原因。过于漫长的环境封闭，仿佛某种出于政治危机而特意宣布的“紧急状态”之无限期延宕，隔绝自由的氧气，从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昧于疑问而只知饕餮答案的畸形人。殊不知，那些答案即使不是谎言，也会让人智力迟钝。另外，我已年纪不轻，常因孤旅远足和抵抗平庸，我已满面沧桑，早就不会像Beat Generation的美国浪子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那样，对着自由的空气以自戕自慰式的孟浪，轻狂抒情，妄掷生命。正如V.S.奈保尔（V. S. Naipaul，1932-）指斥1970年代那些在印度寻求神秘主义启示和大麻刺激的西欧和美国的嬉皮士时所说：出于自负和精神厌倦（一种智识上的厌食状态），他们只培养出道德败坏……他们搞的只是浅薄的自恋……”④
最初是在1930年代，德国文学家和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对一种新的艺术--摄影--进行论述时，提到自印刷术（调版印刷→活字印刷→电脑排版印刷）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的全面君临。摄影（胶片→数码），唱片（黑胶→录音带→CD→MP3）和电影（胶片→录像带→DVD→互联网视频），都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本雅明认为，一件艺术品，因其原创性，因其独一无二，因其魔法崇拜→宗教仪式→审美自觉的功能，而具有“灵光”（aura）。“艺术作品一旦不再具有任何仪式的功能便只得失去它的‘灵光’。”机械复制的年代，便是灵光消逝的年代。
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则发现，在机械复制时代，“无论哪一门艺术，论绝对数据或相对价值，废物的产量都远远超过从前，而只要人们继续无限量地消费文章、图像和唱片，情形也将永远如此”。 于是，垃圾信息和碎片化的知识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日渐发达，充斥于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⑤
从事新闻职业近十年，随着年龄增长，自由新闻的理想渐成幻影。仿佛一个沉默的复仇者，怀着冰火淬激的决绝，我规避现实，将因过于喧嚣而倍显孤独的世界推远，不读报，不看电视，不上网，将自己完全幽闭在书籍和小说写作里。就这样度过三年。但我发现，越是浸淫于虚构性写作，我的精神就越显疲软。这是一种逃避，只会把自己逼向虚无主义，从而泯灭写作的灵光。作为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我必须寻找属于自己的灵光，一种回归本源/（origin）的灵光。V.S.奈保尔那种刀锋直入式的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应该成为榜样，无论在主题的深度还是在题材的广度方面，他都会予我很多启示。奈保尔亲身切入一个国度，或者一个社区--圣雄甘地凭借非暴力精神创造的那个以贫穷为美德的印度，庇隆独裁之后货币急遽贬值而游击队风起云涌的阿根廷，阿亚图拉·霍梅尼革命时期的伊朗，原始巫术和酋长制度魔幻了独裁政治的非洲--以长达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观察、寻访、体验、探讨、思考……
还有白俄罗斯作家S.A.阿历克西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1948-），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的每本书都要耗费数年、采访数百人，才能慢慢写出。她关注那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女性：战士、游击队员和后勤人员。这些女人的命运因为战争而被改变。没有人关注她们，除了阿历克西耶维奇。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以后，极权政府的欺骗，使得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以几乎不可遏制之势迅速漫延。阿历克西耶维奇记录这场灾难，也记录这场欺骗。苏联在一九七九年入侵阿富汗时，政府的谎言掩盖了残酷和野蛮，而公众麻木于官方宣传，惟有阿历克西耶维奇，致力于还原参战青年经历过的地狱般磨难，那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磨难。
奈保尔和阿历克西耶维奇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这种非虚构写作，重新捕获了正在消逝的艺术的灵光。他们仿佛在向一九二零年代的德国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1876-1964）看齐。桑德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将他拍摄的人像按照当时的社会秩序，分组排列，并从农民--对大地具有亲近感的人--开始，引领观者穿越所有阶层和职业群体。“桑德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并未以学者身份自居，也并未受到种族或社会理论的启示，而是如他的出版人所言：出自‘直接的观察’。他的观点自然没有歧见，倒是具有胆识以及歌德（Goethe，1749-1832）所谓的温柔体贴。”⑥
对于非虚构性的艺术创作而言，观点没有歧见，倒是具有胆识，而且还温柔体贴，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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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37页。
2②参考王明珂著作《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和《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三本著作。
3③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4④奈保尔著、宋念申译《印度：受伤的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21页。
5⑤瓦尔特·本雅明著、 许绮玲、林志明译《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6⑥同上，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