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为何悬崖向前延伸吗

III

赦舍的小女儿，就是那个在塔城海关工作的公务员，开车把父亲和我送到乌苏县城。古拜巴巴陪同。我们要乘坐长途汽车，赶往霍城。在那儿的萨尔布拉克小镇，尕依正等着我们。天空晴朗。一大早就显得暴烈的阳光，捶打着干旱的大地。我们经过好几个油矿工厂。距离乌苏不远，就是克拉玛依大油田。对于古拜巴巴而言，那是另一个世界，富人的世界，那里的人们领取高于他年收入好几十倍的工资，并且还每年享有好几个月的假期。

离长途班车的发车时间尚早。我们在古拜的指引下，开车来到乌苏新城。一个大型商厦，正在建筑。崭新的政府办公大楼，像一口巨大的棺材。古拜巴巴解释说，这里的官员有一种迷信，认为那样的建筑意味着“升官发财”。四车道的马路上，车辆稀少，十字路口却有三名交警在执勤。我们下车，在一个人工湖边漫步。古拜指着一个冷冷清清的居住小区，告诉我们他所购房子的位置。“这个小区的入住率不到三分之一，我们那一栋楼房，六十多户，住进去的只有十三户。”古拜说，“去年，我让我爸妈住，他们不习惯。他们还是喜欢住平房，有个大院子。”越过人工湖，不远处的高压电线下面，有一个不见人影的居民小区。古拜巴巴说：“那是农牧民小区。”

古拜不知道将来他会住在城里，还是住在农村。从他的谈话中，我能感觉出他的迷茫。那是中国最后一代农民的迷茫，也是我父亲的迷茫，这个把自己的一生抛掷在土地上的人，即将离开家乡。年轻人全都迁入城镇，老人们一个个在死去。用父亲的话说，在村庄里走路，碰见最多的，不是活人，而是幽灵。他实在难以忍受那种死寂，虽然他拥有太多的土地。祖父母去世后留下的土地，我的土地，除了一小部分租给他人，其余全都荒芜。作为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他再也没有力气在那宽阔土地上耕耘和播种。我妹妹在杭州为我父母购置了一套房子。我们一直央求他离开西北偏西那个到现在仍然没有自来水的村庄。这一次，到新疆看望了他当做亲戚的回族邻居，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何家沟。几十年来，他在那里收获的，总是苦难的闪电，而非幸福的雨露。

那么，达乌德和尕依的后代呢？他们会终生厮守父母为他们垦殖的故乡吗？

父亲和我乘坐长途班车，离开乌苏，直奔霍城。宽敞而平稳的高速公路，乘客稀少的轻快班车，将会很快带我们到达。天山北麓的美景，一一展现。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驻牧的哈萨克人在离湖不远的地方，扎下白色的帐篷。牛羊和马，在湖边安静地吃草。班车在果子沟，一会儿穿越隧道，一会儿爬行山谷，一会儿又凌空驶渡大峡谷。

此后不久，生于伊犁的商人兼作家伊斯玛依，将要和我一起在土耳其旅行。他告诉我，他的舅舅，作为一名一九四零年代的巩哈游击队队员，就是战死在果子沟。果子沟地势险要，是位于霍尔果斯县境内塔尔奇（Talichi）山中的高山溪谷地带，长约二十八公里，乌鲁木齐-伊宁公路从中通过。

一天黄昏，伊斯玛依的外婆，一位哈萨克女人，听见有人敲门。她打开门，看见村里的一个哈萨克族小伙子，她儿子的战友，身着苏联人装备的军服，满面烟尘。小伙子叫她一声“妈妈”，就扑进她怀里。伊斯玛依的外婆觉得奇怪，因为小伙子是用他儿子的嗓音和腔调在说话。他说他在冲锋时，企图跨越一条壕沟，结果，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胸膛。他说他现在就躺在壕沟里，满心都是对妈妈的思念。说完这一切，小伙子就沉沉睡去。等他醒来，他很诧异地问大家，为什么他既不在战场上，也不在他自己的家里。

满清帝国崩溃之后，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的军阀统治--夹杂着来自甘肃的回族将军“尕司令”马仲英的挑战--以政治暗杀的形式，一面残酷压制新疆各族人士，一面跌宕完成权力过渡，从而促发了“伊宁起义”。

一九四四年十月，由苏联支援、阿布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领导的伊斯兰化的突厥裔游击队攻陷巩哈县城，接着，在伊宁城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民党军队展开“打通果子沟增援伊宁战役”，但以失败告终。很快，当时属于新疆十个地区的塔城和阿山地区，相继失陷。这场起义，史称“三区革命”。

“三区革命”之前，新疆已是起义不断。满清帝国征服新疆之后，在北路蒙古游牧民社会及东路哈密和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社会中，实行军政合一的扎萨克（Jassag）。扎萨克是一种给予被统治民族以最大自治权的制度。而在南疆，则采用伯克制（Bek/Beg）。伯克是一种表示统治阶级身份的称号。一八八四年，满清政府废除“伯克”，实行“新疆建省”，维吾尔社会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随之，大批汉族官僚和移民进入新疆。伯克虽已废除，但是，王爷和巴依（地主）并未消失。他们与满清官员相互勾结，形成权贵阶层，鱼肉民众，从而激发了阶级矛盾。同时，随着亚洲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新疆各个突厥裔的穆斯林新型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和开明宗教人士，油然而生一种民族认同和文化复兴的危机感。有人留学奥斯曼土耳其，有人留学俄国鞑靼人居住的喀山地区。他们带来的是伊斯兰化的泛突厥主义思想。东突厥斯坦（东土耳其斯坦，East Turkestan），这个时空概念极为模糊的外来词，开始进入维吾尔人的意识。

根据曾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包尔汉·沙希迪(Burhan al-Shahidi，1894-1989)所言：“‘东土耳其斯坦’这一名称，是十九世纪随世界列强在中亚地区实行殖民主义侵略活动而出现的。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中亚细亚以及新疆地区，统称为‘土耳其斯坦’，并以泽拉夫善河为分界，以西地区称‘西土耳其斯坦’，以东地区称‘东土耳其斯坦’。”①

一九三三年在喀什噶尔短暂出现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就是这种概念下的产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以封建王爷和加·尼亚孜（Hoja Niyaz）和宗教领袖沙比提·大毛拉（Sawut Damulla）为首的、以伊斯兰圣战和真主律法沙里亚（Sharî‘ah）为旗帜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竟然在半年之后，被自称穆斯林的回族军阀马仲英摧毁。总统和加·尼亚孜为投靠盛世才，拘押总理沙比提·大毛拉和司法部长，并将他们送交新疆省政府。沙比提·大毛拉没有活着走出监狱。

连年战争导致的民族仇杀，使得新疆哀鸿遍野，民生凋敝。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苏联红军、乌斯曼率领的哈萨克游击队、从苏联逃亡而来效命军阀的白俄雇佣军，马仲英的回族军，东北沦陷后混入新疆的东北军、国民党驻军……战火纷飞，争权夺利，往往使得军匪不分。受邀为南京国民政府查勘西北公路线路的斯文·赫定，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开着汽车考察新疆。他率领的“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屡受军匪骚扰，生命频频堪虞。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条丝绸之路最萧条的场景：见不到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在一贫如洗朝不保夕的惨境中，人口越来越少。

在如此惨景中旅行，斯文·赫定仍然满怀希望地想象未来。如今，我正在他想象坐实的高速公路上旅行，沿途绿洲，村庄虽然贫穷，但也屋舍俨然，农田环绕，城镇则高楼林立。

包尔汉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屡屡提及尸体横陈、村镇残破、流民逃亡的一幕幕令人悲伤的画面。他在面对维吾尔民众的演讲中，也竭力淡化民族矛盾，而畅言阶级矛盾。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希望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访问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邓力群，从苏联抵达伊宁，会见“三区革命”领袖之一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开通与中共中央进行日常联络的“力群电台”。八月二十五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布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等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领袖，为出席中共倡议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从新疆赶往苏联的伊尔库茨克，然后乘坐苏联飞机在伊尔库茨克飞往北京，但在起飞一小时四十分钟之后，飞机坠毁，全体罹难。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诞生在新疆伊宁，父亲殁后，随母亲迁移到苏联边境小镇亚尔肯特。满清政府在一八八一年与沙皇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致使中俄边境重新划定。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南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与俄国。被割让土地上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沙俄国民。阿合买提江的祖父一家就居住在亚尔肯特，而他之所以能够就读于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者劳动大学，与他当时的俄国公民身份有关。

从照片来看，这位长相英俊的维吾尔族领袖，颇具人格魅力，而他的共产主义情怀，势必会把新疆引向世俗主义的道路。不幸的是，历史不能假设。二十岁成为遗孀的妻子玛依努尔，在官方编辑出版并极有可能请人代笔撰写的回忆录里，称阿合买提江为“我的导师、我的丈夫”。

九月十五日，新疆新选代表赛福鼎到达北京。之后，人民解放军于十二月进驻新疆，开始军屯，成立建设兵团。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屯垦组织，以军事建制与农场结合的方式，遍布新疆。

一九五四年，迪化还原为几百年前的蒙古语名字：乌鲁木齐（优美牧场）。次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设置的省级行政自治区。

长途班车缓缓驶出果子沟，我的脑海却混沌不清。新疆的历史对我而言，或者，对很多人而言，几乎是个空白。正是由于历史知识的匮乏，才使我们大多数人显得轻浮，无法切入新疆在精神层面的意蕴。因而，那么多汉族作家，虽然定居新疆，但其写作，除了浮泛的抒情--有时可以看做是习惯性的无病呻吟--还是浮泛的抒情，难得一见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考，在如今这个暴力频仍的时代，虽然艰难而且疼痛，却尤显珍贵。关于新疆，需要长久的旅行，地理和书籍中的旅行，人群和对话中的旅行，你才能在一页页掀动的历史和一个个暧昧的表情里，窥见真相的微光。由于公共讨论和表达空间受到严格的政治限制，你或许只能把真相的微光埋藏心底，无法与那些开明的少数族裔知识分子敞开心扉，进行思想交流。这种交流，只能在私人空间里进行，因而难能启蒙公众，让更多人从蒙昧中觉醒。但是，捕获秘密的兴奋，会让你觉得寻找另外一种隐喻式的表达，值得一试，虽然这种虚与委蛇的写作方式，总是让我为之深感羞耻。

IV

高速公路两旁的田野涌现大片薰衣草，民居的墙壁也粉刷着紫色涂料。一路灰暗的旅程，乍然坦呈鲜艳浓烈的色彩，让我在恍惚之间，忘却自己身落何处。在我的旅行经验里，鲜艳的色彩总是属于另一个国度，就像尼泊尔和印度，就像荷兰或俄罗斯。无论生活多么贫穷，鲜艳的民居总会让人心情愉悦，并且对未来充满期待。汉族人的世界，给我的印象只有灰色，要么就是走向另一种极端：颇为艳俗的大红大绿，让人既压抑又烦躁，总是无法摆脱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之感。此后不久，我将在伊宁市的一条民族街上，再次看到墙壁鲜艳的民居，或蓝色，或紫色，或粉色，或绿色，大多是平房，带着一个小小院子，门口悬垂茂盛葡萄藤，或是伫立一棵无花果树。

薰衣草的出现，让我意识到我们行将抵达边境之城霍尔果斯。不断有人下车。等到长途巴士开到一个小站时，只剩父亲和我两名乘客。留着山羊胡的回族售票员用一辆摩托车，先后搭载父亲和我到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把我们交给一个维吾尔族小伙。这是一辆违法经营的私家车，也就是我们在中国各地司空见惯的“黑车”，但我们不以为意。长途班车的司机不想只为两名乘客而到达终点站。中国式的精明随处可见。回族售票员付给维吾尔族司机二十块钱。于是，我们和一对早就坐在后排座位上的维吾尔族夫妇一起，乘车前往霍城。一个瘦小婴儿，躺在母亲怀里，烦躁不安。开车的维吾尔族司机表情严肃。劣质的车载音箱播放着一支忧伤的维吾尔族歌曲。汽车像愤恨的朋克青年，开得飞快。这样也好，我们急于相见的亲戚已在电话里说他在萨尔布拉克小镇等着我们。

霍城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边界线长一百八十三公里。城市里虽然没有什么让人记忆长存的特色，不过倒也整洁。新疆特有的那种明亮暴烈的阳光，照耀着宽阔街道。霍车汽车站管理有序，开往萨尔布拉克小镇的白色小面包车依序等待。乘客很快坐满。朝气蓬勃的回族司机将车驶出车站。公路两旁，连绵不绝的白杨树像一堵绿色墙壁，掩映着座座村庄。中途不断有人下车。行抵萨尔布拉克，走下面包车的，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人。阳光刺目。我看见一位留着白色山羊胡的瘦削老人，戴着白色礼拜帽，向我们走来。他紧紧握住我父亲的手。我父亲有些惶惑，眯缝着眼睛打量面前的老人。

“我是尕依，你不认得了？”老人嗓音尖细，一口甘肃老家的方言。

“你怎么认出我的呢？”父亲问道。

“这是你儿子吧，”尕依看我一眼，然后对我父亲说，“他的长相跟你小时候挺像的。看见你儿子，我就想起你小时候的样子。”

“哎呀，五十年没见……你现在一说话，我就听出你了。”

两位老人手拉着手，像是两个小孩，走出车站，走过一段长长的公路。然后，我们搭乘电动三轮车，向着一个村庄驶去。萨尔布拉克，以前叫做红旗公社。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为祖父母收到过一封又一封来自红旗公社的信，我也替祖父向红旗公社邮寄过一封又一封字迹拙稚的信。是的，我记得红旗公社，农业合作社时代一个极具革命色彩的地名。如今，萨尔布拉克--哈萨克语意为“金色泉水”--以一种诗意的浪漫，掩去革命年代绵延多年的饥荒、逃窜、批斗等等惨烈生活。不过，如今的萨尔布拉克，仍然是个贫困乡镇。这里居住着13个民族，其中汉族占21%、回族占38%、哈萨克族占24%、东乡族占13%，维吾尔族及其他民族占4%。这里有的是麦子、红花和棉花，但是没有薰衣草。这里的民居，大多呈现毫无生机的土黄色，而且还杂乱无章，随处摆置，惟有清真寺的绿色圆顶，让人眼色一亮。没有游客会到这里来，尤其是与萨尔布拉克镇还有十多分钟车程的开力木库勒村。

电动三轮车停在两间连在一起的土屋前。这就是尕依的家，没有围墙。土屋对面，是一片菜地和玉米地。矮土墙的边上，长着几株杏树。尕依的妻子摇晃着身子走过来。这是一个面相粗犷的女人。辛劳操作的痕迹堆积在她粗糙的面容上。她迟缓而摇晃的身体，说明她遭受着疾病的折磨。果不其然，待我们走进土屋，上炕坐定，她便告诉我们，糖尿病和关节炎已经跟她多年，但是没钱治疗。每次住院，花销不菲，虽然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稍会减去经济上的负担。

尕依的听觉受过损害。父亲与他对话时，不得不提高嗓门。他十四岁随母亲流落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县。一个农村生产队收留了他们。他给生产队放羊。多年营养不良，致他头发掉光。一位维吾尔族大爷警告他说：

“巴郎子，别到远处戈壁滩上放羊去，小心狼吃了你。”

“那我该去哪儿放羊呢？”尕依说，“羊瘦了，生产队的干部会把我们赶走的。”

“你就在我家瓜地边放羊吧，只是防着点，别让羊把瓜吃了。”

其后不久，尕依的哥哥达乌德带着妻子也到昌吉。母亲没有能力喂饱一家人。常有维吾尔族人给他们一些吃喝。那时候，从甘肃、陕西、河南、山东等地来的逃荒者塞满了生产队。达乌德没人收留。他只好携妻离开昌吉，去伊犁寻求大姐帮助。为了活命，一家人被迫离散。这是一九六零年代。十年之后，将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的，竟是远在千里之外老家那个汉族邻居。我祖父成了贫困年代的信件中转站。

如今，尕依和妻子每个月可以从政府领到三百五十元的养老金。他们的儿子胡赛里，每个月会拿着父母的存折到农村合作信用社将这笔钱取出来。我们住宿在尕依家的第二天下午，胡赛里把刚刚取出的养老金交到父母手里。我父亲有些惊奇。

“在咱们老家，那个汉族人的村庄，儿子领取父母养老金，是不大可能交给父母的，”我父亲说，“生养了好几个子女的老人，住在窝棚里，没人照管。就在我来新疆前，一个瘫痪多年的老人上吊自杀了。但是，大家现在都有钱。连吃低保的那些懒汉，也有钱，他们抽着好烟，喝着好酒，打着麻将。他们在老人生前舍不得请医生，等到老人一死，立马就大摆筵席，从早到晚的礼炮响个不停。”

尕依听了，唏嘘不已。

“我们穆斯林里头还没听过这样的事情，”胡赛里说。“要是对老人不好，你去清真寺做乃玛孜，人们会把你赶出来。不过，我们村子前面那家汉族邻居，从山东来的，儿子们都出去打工了，老三的媳妇和婆婆在家。那个媳妇从不干活，每天睡到大中午，婆婆还得给人家做饭。”

傍晚时分，胡赛里领着我在村子里散步。脚步在土路上不时掀起尘土。灌溉渠里浑黄色的水匆匆流过。这是尊贵的莱麦丹月，很多人家都在封斋。水渠边上一家哈萨克人无所事事。由于没有围墙，可以清楚地看到铁炉子架在门前空地上，准备晚炊。“这家的男人是个酒鬼，”胡赛里说，“老婆跑了，他带着一对子女过着艰难的生活”。

酗酒和赌博，正在侵蚀着回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年轻穆斯林，尤其是在萨尔布拉克镇。但是，胡赛里巴巴乐于做个安分守己的穆斯林。贫穷挤压着他，让他总是感觉喘不过气来。土地瘠薄，他不得不经常去县城或是镇上打工，才能勉强度日。他知道，滚滚原油和天然气可能就在他脚下奔流，却与他的生活无关。他盖不起新房，连个像样的厨房都没有。他的妻子每天要在院子里支起炉子，烧着柴火做饭。

迈过水渠桥，我们走进一家有着高墙和铁门的哈萨克人家。一个表情冷漠的男人在羊圈旁边砌墙。看到我们进来，他也没有问候。胡赛里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只病怏怏的小黑狗撕心裂肺地叫着。一个包着头巾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人，从厅房出来走进厨房。

这里的人们像是生活在一片沼泽里，难以找到一丝鲜活的生机。日落时分，人们洗个阿布戴斯（小净），三三两两走向清真寺。开力木库勒村有三座清真寺，两座属于回族人，一座属于维吾尔族人。都是穆斯林，但他们不愿意同在一个清真寺做乃玛孜。

村庄依旧宁静。这里的清真寺没有邦克唤起。

父亲试图在达乌德的后人那里唤起一丝亲情，但他获得的是些微的失望。达乌德的儿子只是礼节性地邀请他去新建的家里看一看。红砖房子，地板铺着瓷砖，一张大炕占据房子一半面积，没有什么家具。能够看出，新修的房子耗去他所有积蓄。这个瘦小的、眼窝深陷的男子，用一种平静的语调，提到二十年前的一场车祸。那场车祸夺去了他父母的生命。

父亲和尕依阿爷的友情真挚而令人动容，那是苦难年月里培养起来的感情。父亲一厢情愿，竭力诉说，希望尕依的儿孙们与我建立亲戚般的感情，但我分明感到他们和我一样，都在虚意应承，谁也没有信心担保就此别后，还能再次相见，甚至互致一个电话问候。感情的培养需要时间和某种相互扶助的境遇。根据我的观察，即使是在开力木库勒村，各族的孩子们也鲜少往来。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界限，将他们彼此隔离。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一神教文化中那条非常重要的诫命：爱你的邻居。

而父亲和尕依，仿佛也在为他们的友情划上一个句号。“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两位老人总是这样说。“我们阳世上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

翌日清晨，尕依领我父亲，爬上山坡，去为他的母亲做个都瓦伊（祈祷）。我父亲伫立坟前，轻轻说一声：“马家奶，我看你来了……”他哽咽着，眼泪填满眼眶。多少悲情岁月，似乎历历在他眼前。尕依阿爷跪在坟前，双手捧起，如同捧起一卷经。一长段《古兰经》的阿拉伯语经文，从他嘴里吐露：安色俩目阿来库目，艾海兰，底亚泪……

一缕阳光，穿透云层，射向大地。一匹马，刚才还埋首草丛，此刻却轻扬头颅，定定观望跪在坟前手捧都瓦伊的两位老人。

V

在作家帕蒂古丽出现以前，一直无人能够对着汉语世界说出新疆一个多民族混居社区里的秘密。汉语文学习惯于浪漫主义的抒情。那种浪漫主义因为作家的智识贫瘠和内心虚伪，所以要多浅薄就有多浅薄，甚至浅薄到俗贱和偏激的地步。

帕蒂古丽的小说《百年血脉》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部自传，一部非虚构的记录。在比照了她的个人简历和两本散文集之后，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她之所以用“小说”这种体裁标明这个文本，可能是为了掩饰隐私和某种羞耻。但隐私和羞耻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考验一个作家良知的标尺。我们没必要掩饰。掩饰是对文学的背叛。更大的可能是，身处在极权主义的境遇里，面对新闻和出版管制，一个真诚的作家就不得不采用这样一种在西方作家看来，非常古怪的文学形式：借助小说--虚构写作--的掩护，以非虚构的笔法，展示历史的真相。不再相信官方历史学的读者也变得愈益聪明。他们懂得如何拨开用小说伪装的灌木丛，找到进入历史的林中路。

《百年血脉》为我们供出新疆一个多民族混居村庄的秘密，或者，一个村庄里一个家庭的秘密，甚而或者，一个女人的秘密。女人的秘密是折射现实最理想的棱镜，虽然这棱镜折射出的往往是残酷得令人盲目的光芒。

这个吐露秘密的女人，她的父亲来自喀什噶尔的巴依家庭，一个唐璜式的人物，“只要他看上谁家的女人，去那家门口的树上挂一根红色布条，那家的女子就会跟定他，每一个姑娘见到他，都想着同一件事，要是跟他结婚多好。每一个女人嫁给他后，也都想着同一件事，要是跟他离婚多好。”十六个女人宛如河水，从他块石堆垒的河床上一一流过。但是，以血统论出身的革命君临而下。曾经，在喀什噶尔，最为高贵的血统是霍加（Hoja）--有时也译为和卓--意为“圣裔”，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十八世纪以前，继承了苏菲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和卓家族，建立过独立的政权。和卓家族因为内部斗争，分化为白山派和黑山派。后来，满清帝国摧毁了和卓家族在喀什噶尔的政权。霍加的血统之下，是伯克和巴依。但是，时代变了，无产阶级的血统才是最高贵的。曾经的高贵血统拥有者必须为他们的原罪付出财富和生命的代价。这个吐露秘密的女人的父亲，一个巴依家的少爷，只好隐姓埋名，逃离喀什噶尔，与一个因为幼时出天花而落下满脸麻子的回族女人结了婚。这个回族女人来自甘肃天水的张家川。跟我的老家陇西一样，那里的土地和纸一样瘠薄。在随家人逃荒赶往新疆的火车上，她的哥哥从火车上摔下被碾成模糊血肉。从我老家何家沟逃荒出走的赦舍，是否曾目击过这悲惨一幕？

一九六零年代，大批斗的风潮从首都北京迅速蔓延，遍及这个国家的每一角落，包括新疆天山脚下一个贫穷村庄。挨批者被暴揍之后的鲜血，挨批者自刎之后的鲜血，混合着红宝书和红旗，让人眼里容不下别样色彩。《百年血脉》里看不见蓝天白云和碧绿大地上姹紫嫣红的鲜花。生下几个孩子以后，这个麻脸的回族女人疯了。疯了的母亲，满怀着对红色的恐惧。她“害怕吃西瓜，害怕吃西红柿，害怕月经，害怕一切血色”。

就在此时，遥远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在热烈讨论卡斯特罗主义和毛主义。这两种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是对寡头政治、军事独裁和以经济手段操控第三世界人民的美帝国主义最好的反抗。甚至有人认为，在毛主义的中国，人民以关心“人的精神的成长与纯洁”，来拒绝将人异化的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异化（Entfremdung），被共产主义政党抛弃，却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只有《百年血脉》里的外婆，用她固守一生的信仰顽强抵抗暴风骤雨的革命，抵抗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异化”。每当工作组强迫她背诵口号，她总是害怕念那些东西坏了她的阿布戴斯。每当她背诵完那些口号，她就赶紧漱口、重洗阿布戴斯，然后对着墙壁做上三天的讨白（忏悔）。可怕的革命，带给这个小小村庄的，只有暴力，无休无止的暴力。暴力从社会政治渗透到家庭生活。人们的心理大都变得扭曲，再加上贫穷生活的折磨和公共救济制度的缺失。一个家庭很容易就陷入无可自拔的绝境。这个以汉语吐露秘密的女人，和他的兄弟姐妹，就在整日充满家庭暴力的环境下，像小兽或是野草一样疯长。暴力的毒素浸透他们的心灵。当他们长大以后，这隐然蛰居在潜意识里的暴力就会以自暴自弃和反社会的方式发泄而出。讲述者“我”婚姻不幸；“我”的哥哥则流落广州，依靠诈骗和抢劫为生，且因同性恋而感染艾滋病；“我”的姐姐在西安与一个已婚汉族男人同居，生下的孩子在襁褓中被送走因而下落不明；“我”的弟弟自幼送给亲戚抚养，对家人心怀怨恨……

帕蒂古丽用一种颇为隐晦的方式，依靠她的家族史，制作出一份文献，用以填补那段历史的空白。但她更为珍贵的写作，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疑问：你的身份是什么？在满足了我们对历史和一个混血家族的窥探欲之后，关于身份的追问，才是《百年血脉》真正的价值所在，因为这是后殖民时代一个最为现代主义的问题。构成一个人身份的，是体征、名字、语言、民族和宗教信仰，但在这样一个资本跨国、价值多元、文化融合、血统混杂、信仰纷呈的新移民时代，身份的焦虑，将会把人引向何处呢？

身份认同将会引发两种群体归属感，一种是部落群体意识，另一种是世界公民意识，就像生长于德国后来拥有瑞士和美国双重国籍并拒绝担任以色列总统的犹太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那样，可以超越族别和国民身份认同，将自我的人格提升到人类普世价值的崇高境界。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o伊罗生在一九七零年代就警觉到，多数群氓，将因经济和政治压迫，而趋向部落群体意识。这种部落群体意识的归属感往往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也因此往往成为族群暴力的诱因。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比邻而居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突然爆发大规模屠杀，街道上血流成河，暴徒和流氓横冲直撞。宗派分子的煽动和策划与政治分离主义者的狂热诉求，导致了一场大屠杀，并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官方估计，在旁遮普，有十五万人被杀，这个地方一部分划归印度，属于印度教徒，另一部分划归巴基斯坦，属于穆斯林。一百万难民因为这场分裂而无家可归。

虽然巴基斯坦是一个纯粹穆斯林的国家，但是身份认同的焦虑，又一次导致骚乱和屠杀。生活在孟加拉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拥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学和音乐。可是，在巴基斯坦，语言、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不平等，造成孟加拉穆斯林的疏离感。一九七一年，达卡（Dhaka）爆发骚乱。巴基斯坦军队对孟加拉穆斯林实施残酷镇压，最终导致孟加拉穆斯林决心对抗到底，终获独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惶惶不可终日的骚乱中度过的。十一岁那年的一天，他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陌生男子从大门跌撞而入，扑倒在他家的花园里，大喊救命。他是一个穆斯林。作为一个日间劳工，他不得不穿过骚乱的街道，去打工挣钱，以便养家糊口。阿马蒂亚·森的父亲将他送往医院。这个名叫卡德尔·米亚的穆斯林，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

或许正是目击并感受了骚乱的恐怖，才促使阿马蒂亚·森一直在思考身份与暴力的问题。他认为：“隐藏在残暴行径背后的，是一种对人类身份的严重的概念混淆，这种混淆把具有多种维度的人变成一种单向性的动物。”③ 一九九四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期间，一个胡图族杀手或一个图西族暴徒，把自己仅仅当成胡图族人或图西族人，却全然忘记自己还是卢旺达人，是非洲人或人类。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自南斯拉夫解体后爆发的波黑战争期间，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划定的非军事区斯雷布雷尼察，将居住在那里的七千余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全部灭绝，大批妇女被强奸。单一身份的幻象蒙蔽了塞尔维亚武装分子的理性，使他们忘记了，他们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同属一个民族，同说一种语言，并且信仰同一个神，虽然这个绝对唯一的神在不同的语言里有着不同的名字：希伯来语中的耶和华（Jehovah）、拉丁语中的上帝（God）、阿拉伯语中的真主（Allāh）、波斯语中的胡大（Khudai）……

宗教意识形态的洗脑驯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洗脑驯化如出一辙。毫无理性训练的群氓，既不探究宗教知识的奥秘，也不了解世俗知识的意义。他们沉湎于单一身份的幻象，在一个本来存在着多重身份归属的世界里，很轻易地就会接受暴力策划者的培养和唆使。

VI

阿马蒂亚·森从未忘记那个名叫卡德尔·米亚的穆斯林流着血将头垂在他腿上的情景。当时，他无能为力。多年之后，他说：

我们必须为世界打开这样一扇可能性之门，使它能够超越不幸的历史记忆，减缓现在的不安全感……我们可以设想另一个我们力所能及的世界，在那里，他（卡德尔·米亚）和我可以共同确证我们共有许多身份（即使敌对的单一主义分子就在门外咆哮）。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得确保我们的心灵不被某种视界所撕裂。④

不被某种视界撕裂心灵，能够打开可能性之门的东西是什么呢？

阿马蒂亚·森说，是坚持文化多元主义和思想自由的理性，以超越单一身份的幻象所制造的人际区隔。这种伟大的理性精神，曾在柯妮莉亚·索拉布吉（Coenelia Sorabji）身上彰显而出。

一九八零年代，柯妮莉亚·索拉布吉从印度来到英国，最后又返归印度，并写出一本感人著作《印度的召唤》（India Calling）。她本人和其他人对她如此描述：她是一个“印度人”，但她把英国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有两个祖国，一个印度，一个英国”）；她是一个帕西族人；她是一位基督徒，对基督教会早期的殉道者充满敬意；她是一位身着传统服饰（莎丽）的妇女；她是第一位从牛津大学获得民法学学士学位的女性；她是一位律师并且有资格现身高等法院的法庭；她是一位妇女受教育权利和闺阁妇女法律权利的捍卫者（她专为戴面纱的妇女作法律顾问）；她是英国对印度统治权的坚定支持者，并且不那么公正地指责圣雄甘地“招募六七岁大的小孩反英”；她是一个坚信男女不对等的人，也常因被人看做“现代妇女”而自豪；她是一所男子学院的女教师……

而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在一九四零年代，面对那些执着于单一身份幻象的宗教领袖们，曾经如此表白：“我是个印度教徒，我也是个穆斯林，是个佛教徒，也是个锡克教徒……”

追溯到十六世纪，印度蒙兀儿王朝第三代皇帝阿克巴(Akbar，1542-1605)--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后裔--非常清晰地指出理性的优越和尊贵。作为一个把伊斯兰信仰持守一生的穆斯林，他对理性和信仰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他认为，信仰不能取得超过理性的优先地位，因为人必须依靠理性，才能证明或反驳（如有必要的话）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信仰的正当性。他公开宣称，自己的信仰来自理性的思考和选择，而非“盲目的信仰”和“传统的泥沼”。

阿克巴的这种理性精神召唤着文化多元主义和思想自由。他颁布宗教宽容的敕令：任何人不应以宗教理由而对任何人加以干涉，每个人都可皈依他所喜欢的宗教。而在此时，天主教宗教裁判所遍布欧洲，异教徒和科学家则被捆在火刑柱上烧死。阿克巴不仅邀请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参与辩论，而且还邀请基督徒、犹太教徒、祆教徒、耆那教徒，甚至无神论思想学派“遮卢婆伽”（Carvaka）。这种自信和宽容，即使在五百年以后，也让很多现代国家的权高位重者望尘莫及。

印度的这些理性主义者不仅给印度，也为整个总被单一身份幻象蒙蔽了视野的世界，留下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的印度，正受惠于这笔精神财富。阿马蒂亚·森在观察了印度之后，发现印度的穆斯林人口（一亿五千多万）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的人口都要多，然而，印度却很少产生以伊斯兰教名义发动的本土恐怖主义，也与基地组织几乎没有任何瓜葛；印度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印度教徒，却有一个锡克人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两个任期内担任总理，有一个穆斯林科学家阿卜杜勒·卡拉姆（Abdul Kalam）担任总统，而执政党（国大党）则由一位基督教背景的妇女领导……

如今的印度为什么会与恐怖主义绝缘呢？阿马蒂亚·森一语道破天机：

这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强调的印度日益增长且趋于一体化的经济）。但是，必须有一部分功劳要归于印度的民主政治本质，同样应该感谢的是印度广泛接受了由甘地倡导的这样一种思想：除了宗教族裔之外，还有很多身份认同对人的自我认识以及国家内部不同背景的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至关重要。⑤

可是，随着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1950-）在二零一四年接任印度总理，人们有理由担心印度的族群和平将会受到威胁。他的反对者认为，作为印度教徒的纳伦德拉·莫迪是一个怀有宗教仇恨的“独裁者”，一九九二年造成两千人死亡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与他在一九九零年参与并组织的阿约提亚圣地游行有关。著名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与十几位印度知名艺术家和学者联名给英国《卫报》写信，对“莫迪将加深印度的宗教仇恨状态”表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