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全然自我。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会减小，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去了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约翰·多恩《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为了去南疆的焉耆寻找一位维吾尔族朋友，父亲和我乘坐火车从伊宁返回乌鲁木齐。
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三年，父亲生活在焉耆。那时，他是一个油漆匠人，为旧家具涂饰玻璃钢漆。他曾数次乘坐火车经过乌鲁木齐，却从未踏足这座新疆最繁华的城市。那时，他不是游客。他是一个为家庭生计流落新疆的手艺人。
跟随阿不都拉热合曼去喀什噶尔。
这一次，我陪同父亲游览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
二零零三年冬天，我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刚刚落成，但还没有投入使用。作为商业街的二道桥子，依旧保持着它多年以来的样子，虽然破旧，略显肮脏，但是朴素，散发着平民世界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人渴望着扑入这种无需装饰的生活。黄泥小屋，幽深小巷，大大小小造型各异的清真寺，烤馕房，随烟尘缭绕耳际的中亚音乐，摩肩接踵的人流……
乌鲁木齐在一八五四年之前名为迪化，后来建设的国际大巴扎，位于迪化老城的南门一带。那里就是乌鲁木齐最具民族风情的二道桥子。清末，沙俄在二道桥子一带划定“贸易圈”，俗称洋行街，后来，德国和美国商人进入，苏联、英国和美国领事馆相继设立。与国民党将军陶峙岳一起通电起义归向中共的包尔汉·沙希迪，年轻时，就在洋行街一家维吾尔人的店铺里当店员。他的回忆录--由官方编辑出版并请他人代笔撰写--留有对洋行街的记忆。那时的洋行街，比较整洁宽阔。每天早晚，总有达官显宦和地主富商在街上骑压走马，引得众人唏嘘观瞻。一匹调教出来的好走马，价值几两以至十几两黄金。这是一种炫富和社交活动，就像现在的组团自驾游。走马的马鞍镶金嵌玉，金丝绒覆盖着鞍鞯。
二零零八年，我再次来到新疆。原来二道桥子低矮的平房消失不见。雄伟的国际大巴扎--集购物、餐饮和娱乐于一体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仿清真寺邦克楼的观光塔，圆顶，拱廊，土红色耐火砖砌筑的外墙，浮雕着惟有在伊斯兰世界才得一见的繁复花饰和木卡姆艺人的歌舞场景。可容千人举行文艺表演的广场，佐以雕塑、花池、喷泉和草地。四名女骑警笔直的身段，随着嘚嘚马蹄的伴奏，在人们艳羡的眼神里上下起伏，虽然那些马毛色灰暗，无精打采。三号楼四、五层餐饮娱乐中心，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人。商品拱廊街人潮汹涌。土耳其地毯，克什米尔羊毛围巾，英吉沙小刀，巴基斯坦的铜制工艺品，阿拉伯椰枣，新疆干果……夜幕降临，购物和享乐的狂欢渐至高潮。维吾尔族歌舞和惊险的达瓦孜表演，引来阵阵喝彩。著名高空王子阿迪力·吾休尔曾经扬言：“要把新疆十三个少数民族、内地的、中亚的，甚至欧美的歌舞、音乐……以及艺术家都搬到大巴扎来……”他几乎做到了，如果不发生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那次暴力恐怖骚乱事件的话。
目击这场灾难的新华社记者如此写道--
20时20分许，当记者赶到二道桥附近的立交桥上时，看到的不再是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那一刻的“国际大巴扎”已变得面目狰狞：到处是四散奔逃的游客和市民，个个惊恐万状，一些商贩甚至丢弃了装满干鲜瓜果的推车狂奔。
“大巴扎”前的马路上，隔离护栏被推倒在地，路边部分商店被砸，碎玻璃散落一地，一家烟酒专卖店被点燃，火苗正从店内沿着门框上蹿，途经此地的车辆无一幸免。乘客被一群暴徒围住追打，有的侥幸冲出包围，有的则被困住，暴徒拽出车里的人用棍棒和石块猛击……
维吾尔族暴徒至少砸毁、烧毁车辆二百六十辆，其中一百九十辆是公交车；一百九十七人死亡，一千七百多人受伤。
一道伤口，在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豁然撕裂。为数不多的几家住在二道桥子一带的汉人陆续搬离。一个考上大学离开新疆的汉族姑娘说，她从小就伴随着清真寺里穆安津的邦克声，背着书包去上学，而现在，只有她的奶奶还坚持住在那里的山西巷，家人只好轮流去看望她。原来只在夜间关门的平房，如今变成大白天都要锁上铁门的楼房。
如果你是一个维吾尔族人，站在路边向着出租车招手，汉族司机不会把车停在你面前。冷漠是仇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出生在伊宁后来在义乌做生意的伊斯玛依，在乌鲁木齐拥有房产。他和我在土耳其旅行时说，”7·5“事件之后，他的太太出门乘坐出租车，总是遭遇尴尬。汉族司机拒载，因为他的太太长着一头栗色偏红的头发，看着像维吾尔人，而维吾尔族司机的出租车停在她面前，她又不敢乘坐，因为她不是维吾尔人。
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观察到的那样：“哗众取宠、粗糙的仇外心理以及麻木不仁的好战心态今日正风行一时，结果是双方各自画出一条想象的界限来区隔‘我们’与‘他们’，这丝毫不能启迪人心。”
移居乌鲁木齐的一位汉族诗人，二十年来用浪漫主义的笔调对着新疆抒情。抒情是现代汉语文学的痼疾，因为抒情蒙蔽观察和思考，同时也逃避直面与批判。但是，七月五日的伤口，让他如梦惊醒。他以《安魂曲》为名，一口气写下二十首诗。他写到血和尸体，刀和棍子，惨叫和噩梦，颤抖和嚎啕，焚烧和死亡……他引用《古兰经》里的句子。但是，另外一个样态的抒情暴露了他内心的怯弱，虽然他发现“我个人持续二十年对新疆理想化的表达和描述已被顷刻‘颠覆’”。直到此时，他才觉得“思考与反省是诗人要做的工作，也是语言的责任”。
但是，需要思考与反省的，是什么呢？
二零一零年夏天，作为北京一家新闻周刊的摄影记者，我陪同文字记者抵达乌鲁木齐。在此之前的四月份，主政新疆长达十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乐泉正式卸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接任。官方媒体指出，本来以为会在五月份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后才发生的人事变动提前了。这显示出中央对于新疆政策的变化。五月份，历史上首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央治疆策略由“高压维稳”转为发展与稳定并重。
一天下午，我和同事漫步在国际大巴扎。游客依然汹涌，好像在这里从未发生过暴力恐怖事件似的。人们用遗忘来遮掩尴尬，当然也有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维吾尔人愿意跨越这场悲剧，向对方表达歉意。毕竟，制造那场灾难的，大多是来自喀什与和田农村甚至连汉语都说不流利的青年。穿着得体而时尚的Akida和她的两位毕业于林业学校的女同学，在一家快餐店聚餐。我们很轻松地认识。三位与我同龄的维吾尔族女人走出快餐店，让我给她们拍照留念。我留下Akida的网络社交号码，以便把照片传送给她。在二道桥子大剧院门口，一位身着白色婚纱的新娘挽着新郎的胳膊。我举起相机拍照。一位担任司仪的维吾尔族小伙子热情地招呼我，并邀我参加婚礼。我随他们走入剧院礼堂。人们跳起维吾尔族萨玛舞。我被歌舞感染，很想投身而入。
但是，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的繁华延续到二零一三年底。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二时许，吾斯曼·艾山驾驶越野车，连续冲撞天安门广场前的行人，造成三人死亡，三十九人受伤，越野车在撞上金水桥后爆炸，烧死了吾斯曼·艾山和与他同车的母亲和妻子；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八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六男二女），在昆明火车站持刀狂砍，致使三十一人死亡，一百四十一人受伤；四月三十日，来自阿克苏沙雅县的色地尔丁·沙吾提及其同伙，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站口制造了一起爆炸案，三人死亡，七十九人受伤，其中四人重伤；二十二天后，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公园北街上，又有暴恐分子砍杀路人；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莎车县，一伙暴徒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和派出所……
北京的地铁安检更加严格，警察到处查验可疑人员身份证。像我这种留着长发和大胡子的男人，常被警察拦住。维吾尔人在内地城市旅行时，若要投宿宾馆，往往会被拒绝。有一次，在陇西火车站候车厅，一名中年警察冲我走来，用强势的口吻问道：“你是少数民族吗？”恐怖主义情势，显得越来越严重。而族群间的不信任，也一再加剧。网络上更是充斥着对伊斯兰教和维吾尔人污蔑和辱骂的暴力言词。这种状况令人堪忧。族群已被撕裂，只有少数维吾尔族和汉族知识分子，为弥补这种撕裂而在勇敢地发声。尤其是这样的状况下，理性的声音弥足珍贵。
二零一零年夏天的那个傍晚，夜色迷蒙，我和同事仍然逗留在二道桥子。满眼尽是表情冷峻的维吾尔族小伙子，没有一个汉族人的身影。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紧紧攫住我的心。乌鲁木齐的汉族朋友给我的警告开始萦绕耳际：天黑了，千万别去二道桥子。
如今，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变得冷清。歌舞团的演员整天都在等待演出，达瓦孜没有了，女骑警那红色鲜艳的制服不见了……进入安检门，步入走廊街，每一家商户都显得门可罗雀。难得一见的旅游团甫一出现，商贩们便以过度的热情招徕顾客。
《中国青年报》在二零一五年二月六日一篇关于大巴扎商户状况的报道，采信新疆旅游局的统计数据：仅二零零八年，到国际大巴扎的游客达十九万人次；二零一三年游客约为十二万人次。而在二零一四年，该报道没有给出统计数据。游客稀少，一目可观，数据统计已经没有意义。面对如此萧瑟场景，那篇特写报道却以通俗小说的大团圆手法，制造了一个喜剧效果的结尾：“（国际大巴扎的小商贩）张朝建走出卖场，走在路上。处在东六时区的乌鲁木齐天上出了太阳，有些小冰柱开始融化，张朝建指了指那根滴水的小冰柱，‘看，春天已经来了’。”
新疆喀什乡村巴扎，2010。
父亲和我乘坐火车前往焉耆回族自治县。窗外是他熟悉的风景，与二十年前相比，风景依旧荒凉，戈壁和沙漠铺展而去，遥远天际的蓝色雾岚里，红壤的山峦若隐若现。偶尔出现的绿洲村庄，让人精神为之一爽，仿佛久渴之人啜饮了一口甘霖。
早在一九零七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就曾率领一个考古队，来过焉耆。他们在博斯腾湖附近搜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完成多次天文观测。他们发现，焉耆富有煤矿和铜矿。人们用木炭冶炼，致使天山东麓的杉树林遭到毁灭性的乱采滥伐。
我们在清凉夜气里走出车站，搭乘出租车，找到一家宾馆。宽敞的宾馆大堂里，只有一名守着安检门的保安和一个前台女侍应。在接下来的一周，我观察到，这家宾馆的住客屈指可数。宾馆毗邻广场。每个夜晚，一俟街灯照耀，各种各样的音乐便混杂交错，震天轰响，简直是中国广场舞的盛大展示，华尔兹、交谊舞和赛莱姆舞以及叫不上名字的中国人自创的各种动作僵硬但却整齐划一的群体舞。两个女人在用普通话唱“花儿”，扩音器让她们高亢而尖利的尾音变得刺耳。特警在巡逻。广场靠近开都河的那一边，矗立着一座以雕砖砌筑的土黄色清真寺。清真寺旁边，延展着一片简陋平房，居住着维吾尔人。一辆警车停在路口。
广场临近公路的地方，树立着几块大理石石碑，石碑上浮雕着土尔扈特（Turgut）蒙古人自伏尔加河东归而来新疆的画面，主题是“回归祖国”。这个历史事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最好素材，进入了中学历史课本。
焉耆，古名喀喇沙尔（Qarachar），属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十七世纪初，为了躲避准噶尔部蒙古人的威胁，蒙古厄鲁特部四卫拉特之一的土尔扈特人穿越中亚，移牧至伏尔加河流域，历时百余年。进入十八世纪，摆脱了突厥化蒙古人所建钦察汗国（Qipchaq ulisi，1242-1502年）统治的俄罗斯人开始奴役土尔扈特人。沙皇俄国强行征兵征税，强迫土尔扈特人放弃藏传佛教格鲁派，改信东正教。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1743-1775）决心率领全族起义。他原本想携同伏尔加河左岸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的是，那年暖冬，河水无冰，左岸十多万人无法过河。他只好率领右岸三万户族人，历时半年，行程万里，冲破沙皇派出的俄罗斯、哥萨克和哈萨克军队的围追堵截，抵达伊犁。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长征。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记载，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就是说，约有八、九万人牺牲。
为了优恤土尔扈特部众，乾隆皇帝指派官员协同渥巴锡，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以作牧场。
土尔扈特人在历史上的踪影，最后所见，是在斯文·赫定的探险著作《丝绸之路》中。
一九三三年三月，斯文·赫定一行抵达焉耆。当时，年轻的满楚克扎布，既是喇嘛，又是司令官，也是土尔扈特最后的汗王。暗杀了省长杨增新从而攫取了权力的金树仁，其残酷统治，让满楚克扎布王爷不敢显露一丝一毫蒙古人的血性。抑或，土尔扈特蒙古人的血性早就被佛教--这种温和避世的宗教--淘洗得一干二净。作为多布顿喇嘛（既是政治上的汗王，又是宗教上的领袖）的侄子和政教权力的继承人，对于伯父在几年前被金树仁邀去乌鲁木齐遭到暗杀一事，他保持着可耻的沉默。
留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十多万土尔扈特人，欧洲人称其为卡尔梅克（Kalmyk）。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卡尔梅克骑兵团为保卫察里津（也就是后来的斯大林格勒）与保皇党人的白卫军作战。一九二零年，卡尔梅克骑兵团解甲归牧。同年，卡尔梅克自治州成立，一九三五年，改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卡尔梅克人再次组建骑兵团，参加基辅保卫战。但是，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政府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通敌叛国罪。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除名，全体卡尔梅克人或被强制迁到西伯利亚劳改，或被驱逐出国。直到一九五八年，卡尔梅克人的冤案才得以平反。他们从西伯利亚重返伏尔加河草原，再建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的后裔讲蒙古语，使用中国的蒙文托忒文，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大部分人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
在土尔扈特人之后，清朝同治十年（1862-1871）陕甘一代起义失败的回族人，或逃亡，或流徙，来到新疆的焉耆和伊犁。有些回族继续向西，进入中亚。他们被中亚突厥裔的各民族叫做东干人（tϋnkэnd）。根据大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所撰《突厥语大词典》，Kэnd，意为“城市”，故而，东干（tϋnkэnd），或译通干，指的是中亚的某座城市名。如今的东干人大多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借助拉丁字母，创造了东干文，而他们说的东干语，实际上就是夹杂了一些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单词的陕甘一带汉语方言。出生于新疆伊犁的回族作家伊斯玛依走访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时，他发现，很多东干人已经丧失母语，而俄语占据了他们的生活，甚至东干人的阿拉伯名字都已俄语化了，譬如，穆罕默多夫，穆罕默达惟奇，拉赫曼诺夫……
如今，行走在焉耆县城的大街小巷，你能遇见的，只有汉人、回族人和维吾尔人，很难遇见一个蒙古人。
如果说，真有什么边界存在的话，那么，人类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新疆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广场，2015。
当我随父亲走进蒋阿姨家的时候，我立刻就感觉到一种冰冷的边界。这种冷冰冰的边界之感，不是缘于庭院的衰败和凌乱，而是因为别的什么。
蒋阿姨原来是国营皮革厂的工人。在一九九零年代国有资产改制过程中，皮革厂倒闭，她成了“下岗”工人。“下岗”，一种政治性的矫饰用语，实际上就是失业。我父亲在焉耆当油漆工匠的那几年，深受蒋阿姨的帮助。那时候，我们家光阴寒薄，正在遭受干旱导致的贫困之苦。
这里是开都河南岸的一片棚户区，远离城市中心，低矮的平房和土坯墙摇摇欲坠。官方模糊了小说和历史的界限，把开都河认作是《西游记》里的流沙河。于是，在开都河边的公园里，便有了小说人物唐僧与其三个弟子的粗陋塑像。他们举目远眺，做出一副正去“西天”求取佛经的殷切模样。他们身后，开都河对岸的座座高楼，反倒成为超现实的背景。
在蒋阿姨家所在的这片棚户区，跨过一道总是干涸的水渠，便是大片麦田。放眼望去，远处麦田中间，红色石油钻井机锤击着大地，仿如怪兽，让这田园风光乍然显得魔幻起来。几年前，我曾在这里拍摄过油田的高空燃烧塔下一个回族农民为麦田打农药的照片。
院子里有一棵树冠茂密的杏树。笼子里的两只鹅叫个不停。蒋阿姨热情地招呼我们。一个圆敦敦的矮小老头，满脸冷漠，对我们毫不理睬。起初，我以为他是蒋阿姨的邻居。待我们在促狭而阴暗的小屋里那张破旧的沙发上坐定，蒋阿姨才向我解释，那是她丈夫。“他总是这样，来人从不打招呼。”蒋阿姨说，“我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那个年代，我出身不好，也就只能和他结婚。他是贫农出身。”蒋阿姨对自己的丈夫颇多怨言。又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案例。
我们对面的小木柜上，一台电视机播放着连续剧。蒋阿姨刚刚小学毕业的外孙斜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的听觉总被电视里传出的声音干扰。不管是在新疆还是甘肃老家，我害怕去汉族家里做客，因为电视总在喧宾夺主，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你无法畅所欲言地交谈。娱乐和文化生活匮乏，又没有宗教信仰要求人们每天履行必须的仪式，于是，电视便替代了全部精神生活。
午饭成了一场灾难。满桌的鸡鸭鱼肉，饭后必然会剩下许多。蒋阿姨的一位前来做客的妹妹--她在邻县经营着一家卡拉OK茶厅--用那种持续不断的地震般的嗓音，吼出她对每一个话题的见解。而蒋阿姨的丈夫，一个从未走出一九六零年代毛之阴影的极左主义者，对我们谈及的一切事物发表愤怒的攻讦，仿佛他满腔的火焰从那张塞满食物的嘴里喷薄而出，好像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爱，只有政治。我怀念在乌苏和霍城的回族亲戚家里做客的那种温柔甜美，那种用餐时庄重的礼仪和对食物的珍惜，以及没有电视干扰的宁静。
蒋阿姨是一位热情而勇敢的人，她为那些住在棚户区的皮革厂工友维权，呼吁政府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为此，她曾两次赴京上访。但是，她的热情和勇敢无法弥补家庭的撕裂，因为一个家庭需要的，只有爱和尊重，而不是别的什么。
为了躲避餐桌上大嗓门的轰炸和冷漠老头的莫名怒火，我早早离席，走到院子里的杏树下纳凉。蒋阿姨的二女儿坐在那里。她和我同龄。十年前开始频繁发作的癫痫，让她失去了幼儿园教师的工作。一个南方来的男人和她结了婚，但是，他们没有爱情。她很少回到自治州首府库尔勒的家，因为丈夫并不想照顾她。她和儿子生活在母亲身边，而她的丈夫像是忘记了自己的妻儿似的，一年当中难得一见他的身影。
养病期间，她开始信仰佛教，并且刺绣了一幅观音菩萨像。这使她疲惫的心灵获得些许安慰。有一天，她的姐姐来了。姐姐是个基督徒，厌恶偶像崇拜。她打碎画框玻璃，烧掉观音菩萨像。她们那位极左主义的父亲可以容忍佛教进入家庭，但对大女儿信仰基督教却满腔仇恨。他赶走大女儿，并对其吼道：“你永远别再进这个家门！”
当天下午，父亲和我在蒋阿姨二女儿的带领下，去看望蒋阿姨的大女儿。这同样是一位大嗓门的女人，失业，拥有过胖的身体，一眼看去，似乎她每天的生活除了教友聚会和祈祷之外，不会有健身运动。她住在一个小区的廉租房里。那是政府为照顾贫困人群而建的一个社区。房屋不大，六十平米左右，有一个四五人聚谈就会显得相当拥挤的客厅。她把这个获得的廉租房视为“神的眷顾”。她的身上洋溢着那种美国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黑人牧师特有的热情，谈起信仰的奇迹，总是滔滔不绝，像是在朗诵一篇充满诗意的布道词。每句话的末尾，也总是不忘说一句：“感谢神！”
“我随母亲陪妹妹去见一位蒙古族‘活佛’。一团黑烟似的污浊之气在那个佛教寺院里盘旋……有一天，我看见这间屋子里一条金色的龙舒展着身躯，转瞬即逝……我女儿在那里阅读《圣经》，一团光笼罩着她……神的奇迹在我生命里频频出现，感谢神！我以前是多么糟糕啊……是神搭救了我……”
她的眼里盈满泪水。而在此时，她那寡言少语、面相懦弱的丈夫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他也是一个来自南方的男人。
这个家庭--或许是如今大多数汉族家庭的缩影--世俗主义、极左主义的无神论、非理性的佛教和基督教信仰，全都挤作一团，不是形成一股有力的纽带，将人们维系在一起，而是造就各种各样的界限--不是因为价值观缺失，反倒是因为价值观太多--将亲人区隔，让一个家庭在精神上溃散。
酷暑来临，天气渐热。阳光暴烈，恍如斧钺，劈砍着大地。
父亲乘坐火车返回甘肃。他与新疆的缘分，最远就到焉耆。接下来，我将走进维吾尔人的腹心地带：喀什噶尔。这一次，因为父亲的引领，我才得以进入新疆的民间，就像鱼游离水面，进入泥沙俱下的河床。
蒋阿姨介绍维吾尔人阿不都热合曼做我的向导。我承担他的交通和住宿费用，并且每天按当地工价支付他五十块钱，以作报酬。他在喀什噶尔有亲戚。阿不都热合曼曾是蒋阿姨的工友，是她的徒弟。国营皮革厂倒闭之后，他当过好多年的卡车司机。在一次事故中，他的腿受伤，加之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使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个皮肤黝黑、微微谢顶的男人，不论说汉语抑或说维吾尔语，都是慢条斯理。他的家也在这一片似乎被城市遗忘的棚户区。巷道幽深。巷道两边别家的院墙摇摇欲坠。一个毫不起眼的门。可是，一旦你走进院落，眼前便豁然开朗。整洁的砖地。花园里的石榴和蔷薇，花开正艳。
阿不都热合曼先带我看他以前的房子。这个房子只剩下柱子和椽檩。“我们盖了新房子以后，就把这个旧房子借给一对河南来的夫妻住。”阿不都热合曼说，“他们是来躲避计划生育的。每天，我和老婆去上班，就把他们锁在家里，不让人发现。那年，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是男娃。他们高兴的呀……但是，他们回河南已经好几年了，给我们连个电话都没打过。我和老婆还想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呢。”
阿不都热合曼的妻子--一所小学的维吾尔语文老师--招呼我们进屋喝茶。这是一位穿着职业裙装的优雅女士，与邋里邋遢的阿不都热合曼不甚般配。但是，她对丈夫，表现出一种温柔的尊重。阿不都热合曼的儿子，一个在家度暑假的大学生，也邀请陪我而来的蒋阿姨和我进屋喝茶。
我被屋内装修的华美所震惊。瓷砖地板。彩色地毯。长条桌上摆着琳琅满目的糖果、煎饼和蜜饯。墙壁上安装着彩色雕花的石膏。“这都不算什么，”阿不都热合曼说，“到了喀什，你再看看，有些维族人家里，漂亮啊，像宫殿一样。”
莱麦丹月尚未结束。阿不都热合曼一家人都在封斋，包括那位大学生。虽然他们一再请我们喝茶吃东西，但蒋阿姨和我还是决定离开，以示尊重。
我们必须赶在莱麦丹月结束之前到达喀什噶尔，以便观瞻维吾尔人的肉孜节（开斋节）。肉孜节也是维吾尔人走亲戚的节日。“已经说好，会有六七十个亲戚到我们家来过节，”阿不都热合曼说。“羊都已经买好了。”
我却病倒了。那天中午，我走过几乎无树遮阴的一个棚户区，头顶火辣辣的太阳。在那样的阳光下行走，感觉自己像一滴要被蒸发掉的水珠。我在路边一位维吾尔族女商贩那里买了一个甜瓜。我让她切开瓜，与她分享。那种瓜，新疆人叫做老汉瓜，瓜肉松软多汁，即使没牙老汉也能咬得动。女商贩虽然汉语说得不好，但她明白我的慷慨。吃完瓜，我要起身离开，突然一阵晕眩。我恶心欲吐，急忙搭乘出租车，直奔宾馆。我以为是食物中毒，想着坚持一两天就会康复。两天之后，病况没有好转。我只好忍受天旋地转的晕眩，挣扎着走出宾馆，搭乘出租车去医院。一个长相凶狠的急诊科男医生为我打点滴。他建议我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包括核磁共振，大概需要五千多块钱。我觉得自己像只送上祭坛待宰的羔羊。但我信任自己的身体。我从未间断健身运动，平时感冒连药都不吃。于是，我拒绝了急诊科医生的建议。
在我打点滴的时候，有个五十多岁的维吾尔族男子躺在病床上被推到我身边。他紧闭着眼睛，一直在呻吟。他的妻子不会说汉语。主治医生一边做检查，一边询问。一个十四岁左右的男孩为母亲做翻译。他们来自另一个县城且末。病人曾在且末县的中医院接受过治疗，但是病情一直在恶化。主治医生索要病历。一个年轻男子，似乎是病人的弟弟，走到病床边告诉医生：病历在且末县的中医院。“让他们拍个照片，通过微信发过来，”主治医生说完这句话就走了。我看见年轻的男子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他掏出的手机没有视频功能。
点滴打完。我摇摇晃晃走出急诊室，回到宾馆休息。
又是沉重的一天艰难地掀过。虽然头脑依旧昏沉，但我还是决定出去散步。夜晚的广场喧嚣无比。开斋的维吾尔族人也放起音乐。会跳赛乃姆舞的汉族和回族男女与维吾尔族人一起跳舞。赛乃姆欢快的音乐吸引大批人群过来围观。一个民工模样的汉族人，显然不是本地居民，喝得醉醺醺的样子，窜进舞场。他那丑陋的动作有些猥亵。一个穿着得体、身材高大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一边劝说，一边将他推离舞场。汉族民工重返舞场，而且还破口大骂，极为嚣张。他的几个同伴开始起哄。其他的汉族人袖手旁观。维吾尔族年轻人又是一阵劝说。不久，三名年轻的特警，持着盾牌和警棍，把那汉族民工圈在中间，护卫着离开广场。他的同伴默不作声，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蹲在地上。赛乃姆的舞蹈，重新开始。
新疆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广场，肉孜节上的乞讨者，2015。
为了赶在肉孜节之前到达喀什噶尔，即使我仍旧晕眩，但我还是决定出发。可是，学生暑假和肉孜节即将来临，人们大批赶往喀什噶尔，从焉耆到喀什噶尔的火车票已经售罄。阿不都热合曼和我只好购买卧铺票，在火车上睡一夜，抵达阿克苏之后，转乘长途班车。我们在过火车站安检口时，阿不都热合曼被要求出示身份证和便民联系卡。“每一个维吾尔人出门远行，必须携带一张便民联系卡，”阿不都热合曼说，“否则，就有被当成恐怖分子的危险。”
“其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穆斯林，”阿不都热合曼用他那种通晓一切的口吻说。“穆斯林不全是坏人。”
“不，奥巴马是基督教新教徒，”说完这句话，我发现阿不都热合曼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但他和你信仰的是同一个上帝。”我立刻补充一句。
直到我离开新疆，开始写作，我才知道，奥巴马的母亲是个人类学家，她把宗教当成人类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并且在家里摆着《圣经》、《古兰经》和佛经。奥巴马幼时一定受过各种宗教知识的熏陶，包括伊斯兰教。随母亲留居印度尼西亚时，他读过天主教学校，也读过伊斯兰教学校。如果说“穆斯林”（Muslim）这个从阿拉伯语“伊斯兰”（Islam）一词派生出来的名词，意为“顺从真主者”、“实现和平者”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巴马也确实是个穆斯林。我们很多的人文主义者都是穆斯林。
火车的卧铺车厢冷气十足。阿不都热合曼裹紧被子。冷气和潮气，会加重他的风湿性关节炎。他等待着棚户区改造之后安居房的落实。一旦拥有楼房，他就会卖掉，然后和退休的妻子搬到库尔勒。库尔勒比焉耆干燥，更加适合他居住。他讨厌不时被风吹过焉耆的博斯腾湖的湿气。而且，他的哥哥一家就在库尔勒。
阿克苏长途汽车站小小的售票厅挤满了人。天气燥热。买了票的人赶快跑出售票厅，在院子里享受微风的吹拂。我依然晕眩，眼前所见，颇有超现实之感。一个小女孩，单眼皮，塌鼻子，穿着白色高帮凉皮鞋、紧身牛仔裤和绿色防晒服，和一个三岁左右的维吾尔族小男孩追逐嬉戏。一位看似中产阶级身份的维吾尔族大妈走过去跟小女孩说话。她们说着维吾尔语。我有些好奇，就对那个小女孩说：“你一个汉族姑娘，为什么维吾尔语说得这么好。”“不，我不是汉族，”小女孩有点生气地说，“我是维族。”说完，她跑去跟小男孩继续玩耍。那位维吾尔族大妈看我一脸诧异，便对我悄声说：“她叫胡玛丽，今年正上五年级，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二名。她是个弃婴，我姐姐捡来以后，当做自己的女儿养大了。”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我问道。
“去和田，走亲戚。”维吾尔族大妈说，“我们住在乌鲁木齐。”
在阿克苏开往喀什的班车上，我把这颇为感人的故事告诉了阿不都热合曼。“这样的事情多了，”阿不都热合曼说，“我哥哥家的曼娜巴也是个汉族弃婴，现在都大学毕业了，在库尔勒的医院里当医生呢。”
我又一次陷入关于边界的沉思，关于单一身份的幻象导致暴力的沉思。可是，那些血缘/民族/语言/宗教/政治的边界，人类的普世之爱就能轻易超越，难道不是吗？在胡玛丽的身上，在曼娜巴的身上，这种人类的普世之爱，不是轻易就弥合了各种各样因边界而生的裂隙吗？
车窗外，光秃秃黄色山峦不时闪现火焰般的土壤。戈壁连接着沙漠。漂亮的高速公路，仿佛一条灵动长蛇。在高速公路没有修建之前，当你乘坐维吾尔族司机驾驶的狂野巴士疾驶在颠簸不已的简易公路上，你会觉得自己和一群“垮掉派”（Beat Generation）流浪在一九七零年代的美国西部。车厢里，一个生产水泥的公司从甘肃招募的一群年轻员工，叽叽喳喳地说话。其中一个女生说：“我们甘肃老家会宁县已经够荒凉的了，没想到这里更荒凉。”另一群返家的维吾尔族年轻人，玩弄着手机，一看就知道是工厂里的打工者。你跟他们交谈时，他们会用好奇而羞涩的眼睛看着你，尤其是女孩。这样的眼神是我二十年前生活在甘肃农村时的眼神，是我在西藏草原旅行时遇见的那些牧羊姑娘的眼神。因为环境的闭塞而毫不怀疑地遵从古老的风俗，因为受教育程度低下而导致的自卑，因为没能掌握普通话而怯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使你必然用这样的眼神打量所有来自工业社会和都市文明的东西。他们应该走出新疆。但是，一份调查显示，“7·5事件”之后，参与本地政府组织前往内地工厂就业的维吾尔青年，与往年相比，锐减一半。这种退缩到部落主义的行为，是一种与现代文明的错失。只有坐在后排的两个维吾尔族女孩，像是从内地大城市返家度假的大学生，穿着黑色紧身短裙，身材的曲线优美，披散着飘逸长发。如果不是出身于官宦或富商人家，如果不是开阔了眼界，她俩不会有这样时尚的装扮和自信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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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义德著、闫纪宇译《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