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人都是我亲戚

III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丝绸之路掀起考古狂热，西方探险家只有从东西两个中转站--兰州和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短暂休整之后，才能正式进入亚洲腹地新疆。就某种意义而言，处于内陆的兰州，曾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甚至跨越黄河的第一座桥梁，建桥材料全部来自德国，工程技术人员也以德国人为主，建桥专家则是美国工程师。这座建于一九零九年的黄河铁桥，至今仍在使用。兰州也是三大古老文明--汉文明、藏传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处一地的城市。

如果一个年轻人稍有一点对形而上智识的渴求，那么，他/她就能在这座城市里很方便地接受到伊斯兰和佛教的启蒙。依靠宗教，或者说，宗教的幻觉，在某种程度上，我就可以疗治那颗被世俗生活频频伤害的心灵。对我而言，这个城市的世俗生活给予我的，总是耻辱太多，而荣耀太少。我在这里的一所师范大学勉强拿到毕业证书。所学专业无聊而且荒谬。我把四年的大部分光阴抛掷在图书馆而不是课堂。大学毕业之后，我拒绝被分配到县城中学当一名政治课的老师，但是，对体制的反抗，使我从此过上漂泊不定的生活。如今看来，这种生活不是一种损害，而是一种丰盈，因为它给我的生命赋予了自由的色彩。而自由，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过于奢侈的东西。当时，我拿着一本曾在文学杂志发表过的诗歌和散文的剪贴簿，走进惟一一家可以招聘记者的都市报办公大楼。我像个私人煤矿里的童工，在这家充满官僚和暴发户气息的报社当过一年不在行政编制之内的记者，薪水低到每个月都得为房租和出行发愁。

这一次，为了进入新疆，为了进入伊斯兰文明，我重回兰州。火车在二十多个小时之内--动车最快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就能把我带到乌鲁木齐。但在二十世纪初，从南京或北平经由西安来的西方探险家驻留兰州时，却要做好物质和精神的准备，因为接下来的行程，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兵痞、匪盗、破烂道路、肮脏旅馆和奸诈的旅馆老板。如今再读美国探险家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的著作《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你仍然能够时时感受到他的怨气。但是在兰州，他极为难得地享受了智识交流的愉悦，因为有一群西方人生活在这里。英美烟草公司的促销代理人。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官斯科特。芬兰皮货商。熟知图什嘎（Tushegun）喇嘛教神秘仪轨的俄罗斯流亡者。身为医生但却写出《动物、人类及其造物主》一书的作者奥森道斯基（Oosendowski）。在可以享用纯正紫葡萄酒的聚会上，比利时的传教士拉起小提琴，演奏悠扬小夜曲。哈佛大学的伍森先生与其夫人在青海和西藏采集了各种鸟羽和动物皮毛之后，暂居兰州。传教团的团长对中国西部伊斯兰问题有着深入研究。

极富传奇色彩的传教士乔治·亨特（George Hunter），更是踏遍甘肃、新疆和中亚。他人生中的五十七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兰登·华尔纳在凉州（如今的甘肃武威）目睹他穿着破衣烂衫，手按《圣经》，为一小群或蹲或坐的汉人讲道。他经常驾着骡车，像个走亲戚的人，穿行于中国西部的阡陌，用汉语、土库曼语和撒特语（Sart）以及其他语言，向各个民族的穷苦人传播福音。据说，他八十三岁病故时，被葬于乌鲁木齐，但是现在，无人向我告知，他的坟墓在哪里。

兰登·华尔纳从兰州出发，穿过河西走廊，抵达新疆。一路上，他常因目睹一个又一个传教士的无私奉献而唏嘘感叹。他发现，由于这些传教士的经年努力，在极少一部分中国人的心里，有了“上帝的仁慈”。他们那种乖戾多疑、同类相残、为一个陌生人的不幸而幸灾乐祸的习性，转变成一种既信赖别人而自身又值得信赖的美德。

IV

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火车旅行平淡甚至无聊。卧铺车厢里的旅客大多昏昏欲睡。火车穿过乌鞘岭隧道，进入河西走廊，一大片草原随即展现眼前。我父亲望着车窗外拥抱草原的祁连山脉，不免有些伤感。年轻时，因为无钱买票，他和村里的男人经常扒乘油罐火车，往来于河西走廊和兰州之间。河西走廊是著名产粮区，人们生活比较富裕。我父亲以半乞讨半交换的方式，从各家各户收集面粉。那时候，靠煤燃烧的蒸汽火车只能在乌鞘岭的盘山铁路上缓慢运行。有一年冬天，父亲在一无遮拦的油罐火车上，被冻僵了。“人在快要被冻死之前，面部表情像是在笑一样，”父亲对我说。同伴把父亲抬到火车头驾驶室，过了好几个小时，他才暖和过来。而在一九六零年代，我们的回族邻居达乌德一家，和其他的回族穆斯林一起，扒乘运煤的蒸汽火车，到新疆找亲戚。

“六零年的正月，我到何家沟看望母亲，商议去新疆，投奔那里的亲戚。”赦舍回忆说，“二月，我和丈夫先出发，扒火车到兰州，被公安人员拦截，我们只好返回。开春，我们又出发。由于担心被拦截，我们只好夜行山路，走到马河火车站，扒上一列油罐车。油罐车上满是逃荒的人。在荒野戈壁上走上好几天，有人从火车上摔下去，死了，有人用绳子把自己拴在火车上，却饿死了。车到大河沿，现在的吐鲁番，那是铁路的终点，我们只能徒步，走到乌鲁木齐，走啊走，挨着饿，感觉那路一辈子都走不到头……”

我老家的逃荒者走过的这条路上，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啊……在铁路没有修通以前，这是一条被马蹄、驴蹄、骆驼蹄和人的双脚踩踏而出的蛮荒古道，却连同了间隔着七千公里之遥的长安和叙利亚的安条克。月氏、匈奴、突厥、契丹、大夏、吐蕃、鞑靼、蒙古……一个个游牧征服者，马蹄嘚嘚，在这条道路上扬起阵阵风尘。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往往以聂斯托利基督教和景教的形式出现）、祆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如同潮水，在这条道路上此消彼长。在十七世纪，古河州--如今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建有一座犹太教堂。沿着此路自西而来的摩尼教，它那史诗般的宇宙起源论和禁欲苦修的实践，深深地吸引了帮助唐王朝籽平叛乱的回鹘人。当时的回鹘人还是萨满教的信奉者。最后到来的伊斯兰教，几乎夷没了佛教和摩尼教的一切寺院。但是，曾经先后在这条道路上传播的宗教信仰，其精神的信息碎片仍然残留在人们的文化基因里。摩尼教的素食主义成为一部分佛教徒的生活准则。十七世纪初，精通波斯语的耶稣会会士鄂本笃（Bento de Goes，1562- 1607）从印度莫卧儿帝国陪都拉合尔出发，经喀布尔，翻越兴都库什山，从帕米尔高原抵达喀喇汗王国（Qara Khanids）首都喀什噶尔。当他面对王公进行一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神学辩论时，他在穆斯林学者的言辞里，惊奇地辨认出先祖宗教的遗绪。

一九二五年在这条漫长古道上探险的兰登·华尔纳不由得惊叹：这里，不知埋藏着多少种族史、交通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的材料啊！但是，兰登·华尔纳永远不会知道，这条路上埋藏着多少平民百姓的血泪史。

火车穿越河西走廊，连绵起伏的黛色祁连山脉，逐渐远去。荒芜戈壁，鸟兽绝迹，只有一根接一根的电线杆，了无生气。间或有石块堆垒的干枯河道，能够看出不久之前暴雨引发的山洪，该是多么肆虐。风车。偶然出现的油田上橙色或红色的钻井机，彷如科幻电影里的机械怪兽。苍凉暮色，覆盖了广袤戈壁和极目之处隐约的山峦。我站在车窗边，沉浸于思古的幽情，想象着丝绸古道上的军旅、商队、传教士、逃亡者和探险家艰险的历程。一个小女孩以发现新事物的惊喜，尖叫一声：“快看，那儿有一棵树。”果然，那儿有一棵树，一颗细瘦的柳树，兀立在戈壁上，很快就在干燥视野里消失。

我离开窗户，回到卧铺上开始翻阅奈保尔的书《在信徒的国度》。在我对面，和我同一卧铺车厢的汉族女士，为他四岁的儿子喂香蕉。那是个长着一双黑漆漆大眼睛的孩子，可是，一咧嘴，就暴露出他那一口黑色的牙垢。这是经常吃糖且不及时刷牙的结果。自他随母亲中途上车以后，他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视频，观看一部国产的卡通连续剧。卡通连续剧发出喧杂的音乐和夸张的人物对白，像是疯长的野草，或者遍地的垃圾，很难令我心情宁静。我抬头望去，只见那位女士一丝不苟地喂食，而那小男孩对于塞进嘴里的食物，只是本能地咀嚼和吞咽。之前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这位女士是一位武威市的小学老师。她要带着儿子去乌鲁木齐看望公公婆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个小男孩正在毁于母亲的溺爱。在中国，大概有整整两代独生子女是在溺爱中长大的。曾经有人把这样的独生子女，叫做“小皇帝”。

V

快到乌鲁木齐车站时，我看到城郊山包上布满泥土小屋。那些小屋凌乱而破败，与远处矗立的高楼大厦显得极不搭调。在我的印象里，似乎中国各个城市每一个临近火车站的城郊，都会有一大片贫民区，要么是瓦楞铁皮或油布做屋顶的凌乱小屋，要么就是作为垃圾收购站的一个个大院子。似乎这样的区域，像是羞耻的伤疤，理所当然成为城市发展不得不遗忘的部分，但又毫不羞耻地将自己展现给外地来客。

父亲和我随杂乱人流步出火车站，在广场上等候公交汽车。身形魁梧的特警在巡逻。广场入口处，沙袋墙和铁网后面，年轻的武警战士，持着冲锋枪。武警身后，是一辆装甲车。反恐形势如此严峻，让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者不得不紧张起来。

可是，特警和武警的存在，并没有让那些乘客稍有秩序。他们大多是来自新疆之外的汉族打工者，缩水西服和劣质皮鞋，搭配着塑料编织袋（原本装化肥如今装棉被）和迷彩背包。他们脸上展现出愚钝和焦灼的表情。公交汽车刚刚进站，他们便纷纷跳下站台，有人甚至早就在站台下等待，害得汽车司机不得不连连挥手，伴以吆喝，像驱赶苍蝇一般，将公交汽车艰难开到候车位置。人们一哄而上，老人、小孩和妇女，被年轻力壮者挤得东倒西歪。一位戴着小花帽的维吾尔族老人一再被挤出人流。

虽是七月，乌鲁木齐却凉爽宜人。我穿着短袖T恤和短裤，竟然觉得有些冷。父亲和我等了很久，终于乘上一辆公交汽车。开车的维吾尔族司机英俊而沉稳。两位显然是来自乌鲁木齐之外的维吾尔族大妈向司机问路。她俩穿着长裙，戴着素花丝质头巾。司机热情地解答。公交车驶入宽敞整洁的公路。车窗外，一栋栋崭新的高楼，渐次出现。不时有鲜花装扮的广场，不时有武装警察守卫的路口。二零零三年冬天，我从深圳飞来乌鲁木齐。那是我第一次到新疆。当时，除了交通警察，乌鲁木齐的大街上见不到特警和武警。而城市肮脏，随处可见破旧的土屋居民区。铅色天空降下纷扬雪花，很快就堕落地面，变得黑乎乎脏兮兮。最近十年，中国的各个城市都变得崭新起来。二零零五年我离开新闻媒体这个行业，用了四五年时间将自己封闭起来，致力于阅读和写作。然后，我再度跨入这个行业，开始在全国旅行、采访。好多我曾熟悉的城市，变得因为崭新而让我感到陌生，崭新得千篇一律，让人难有探寻的兴味。

一九三四年九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喀什噶尔返回乌鲁木齐。那时，军阀盛世才依靠苏联人的支持，统治着新疆。他的独裁，让新疆陷入贫穷、仇恨和战乱。斯文·赫定观察到，乌鲁木齐是一座“枯燥乏味而又充满邪恶的城市”，是一块“肮脏至极的地方”。没有电影院和剧院，娼妓倒是随处可见。“入夜后，在昏暗冒烟的油灯下，人们无节制地寻欢作乐，酗酒，赌博，抽大烟，毫无道德可言，过的完全是放荡邋遢的夜生活。”⑤于是，一群有着共产主义思想的突厥穆斯林，游击反抗，最终爆发为武装革命，史称“三区革命”。

在盛世才之前，乌鲁木齐曾是很多晚清著名人物的流放地。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绝大部分内容的纪昀，手捧罗盘和毛笔走遍新疆并写出有关古今地理著作的学者徐松，史学和舆地学家洪亮吉，鸦片战争英雄林则徐，还有因参与义和团运动而被永久流放的载澜，他是光绪皇帝的堂弟，相当西化，热爱摄影……面对因新疆吏治腐败而隐然欲发的穆斯林反抗，他们急切地想要改变什么。如今的乌鲁木齐，很难觅得这些杰出人士的遗迹。

父亲和我在一家回族穆斯林餐厅--两个受雇于这家餐厅的维吾尔族汉子在门外正烟雾腾腾地烤着羊肉串--吃过午餐，乘坐出租车赶往长途汽车站。入站安检颇为严格，每人必须把身份证放在一个机器上扫描。没有直达乌苏的班车。在一位汉族女子的建议下，我们购买了前往奎屯的班车。奎屯离乌苏很近。

汽车驶出车站，很快便驶上高速公路。车载电视打开了，不过喇叭的声音很小。我庆幸，这趟旅程可以勉受噪音的干扰。可是，我高兴得太早。在我身后，一对汉族夫妻大声地说话。她们的女儿则打开手机，播放着庸俗的流行歌曲。车载电视播放着反恐新闻片。特警向着农村的一座土屋发动攻击。乡村公路上，站着一排持棒的维吾尔族农民。他们的脸上打着马赛克。反恐的画面结束，电视屏幕一转。一群维吾尔族老大爷，跳着好像是韩国歌手PSY创造的“骑马舞”，配乐是俗不可耐的《小苹果》。这一幕太过超现实主义了。我在电视上看过维吾尔族大爷的木卡姆表演，他们忘情的歌唱，令我动容；我在喀什噶尔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前，见过维吾尔族大爷的萨玛舞，他们的优雅，令我羡慕；我也在清真寺里，见过维吾尔族大爷的乃玛孜（礼拜），他们的虔诚，令我惭愧……但我在好几次的新疆旅行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广场舞。

车到奎屯。人们一个个出站。站口有个检验身份证件的机器。湛蓝天空倾斜而下的阳光，仿如箭镞，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父亲和我转乘另一辆停在车站外面的班车，向城外驶去。行不多远，又是一个检查站。一名维吾尔族特警上车，挨个查看身份证。然后，在夕阳余晖里，我们出发驶向乌苏。

太阳西沉时，我们到达乌苏。车站外面，人行道旁，相隔不远的两位维吾尔族老人在乞讨，一位似有残疾。他们席地而坐，眼神焦灼，一只手伸向空中，捏着一沓脏兮兮的纸币。

父亲不断打电话，可是，赦舍家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都打不通。我们只好寻找一家宾馆，暂时住下。宾馆门口立有安检设备。一位上了年纪的保安人员，要我们开包检查。我说：“天啦，连宾馆都要开包检查！”保安员做出一个无可奈何地鬼脸。就在前台服务员要去我们的身份证登记的时候，我让父亲再打一次电话。这一次，电话接通了。电话那头的赦舍说，让我们在宾馆门口等着，很快会有人来接我们。

VI

一个三十多岁的魁梧男子，开着出租车，来到我们面前。他是赦舍的侄子。他下车，手脚麻利地帮我们把行李塞进后备箱。太阳行将跌落地平线。一股凉意，自大地升起。我们驶出城市，拐上乡村公路。公路两旁的白杨树高大挺拔。红皮球一样的太阳在树梢间若隐若现。成片的棉花田，绿油油的，尚未绽放的花苞，随风摇曳。正是红花开苞时节，红花地里因而橘红一片，煞是好看。沟渠边上的芦苇、芨芨草和红柳，葳蕤异常。一个又一个村庄，凌乱的院落，毫无特色。不时有牧羊人驱着慌乱的羊群从车前经过。放眼望去，大地平坦，广阔无边，与深暗天空的无远弗届处紧紧相连。

谈话之间，我们来到名叫加纳斯拜子的小村庄。

出租车停在一个敞开的铁皮大门前。大门旁边有一辆重型拖拉机。透过挡风玻璃，我看见一位头戴白帽身穿碎花衬衫的瘦削妇人，从院子里走出。父亲连忙跨出出租车。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就是赦舍。她和父亲从小一起长大。在饥荒的年月，她和父亲一起到野洼里找野菜，一起去把村口那颗百年老榕树的皮扒下来，为家人熬汤。宽阔的院子，有一排房屋。院子隔墙的另一边，是果园和菜地，墙根下，则是一排雏菊和蔷薇。

赦舍的儿媳妇很快为我们端来茶水、馍馍和肉菜。父亲和我坐在炕上。赦舍的侄子坐在一张椅子上作陪，但他没有拿起筷子，因为他在封斋。很快，赦舍的三儿子古拜从地里劳作回来。因为劳动需要付出很大气力，所以他没有封斋。这两个我们刚刚认识的回族亲戚，朴素而真诚。我们开始享用晚餐。赦舍倚着炕沿坐着。这是斋月，她滴水不沾。家里其他男人，全都去了清真寺做乃玛孜。乘着古拜陪我们吃饭的时机，赦舍到另一间屋子去做乃玛孜。我为自己在斋月，当着穆斯林的面用餐而感惭愧。

我父亲与赦舍同龄，但是，由于赦舍的哥哥达乌德与我祖父一直以兄弟相称，如此以来，按照辈分，我应该把赦舍唤作姑奶奶，把他的三儿子古拜唤作叔叔，也就是“古拜巴巴”，虽然古拜与我同龄。

夜幕降临。屋外传来阵阵虫鸣。做完乃玛孜的男人回到屋里。整个房间，骤然热闹起来。开斋的时刻到了。女人和小孩在另一个房子里用餐。这是穆斯林的习俗，为的是不打扰客人与主人的交谈。用餐完毕，所有人都来到这个比较宽敞的房间。赦舍向父亲挨个介绍家庭成员。她的丈夫是个精瘦的老人，下颌留着胡须，沉默寡言。她的大女儿是县城小学的老师，小女儿在塔城海关工作，院子里停的那辆轿车，是她刚刚买的。她的大女婿在广州开着一家清真面馆。这几天，穆斯林封斋、礼拜和团聚的日子，他可能是家中惟一忧虑的人。今年的股灾，套走他四十多万元。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二儿子的家就在隔壁。赦舍的大儿子是个卡车司机，娶了一个锡伯族女人，育有两个孩子，如今住在沙湾。我在一张彩色照片上，看到这位锡伯族女人--女真人的后裔--有着白皙的皮肤和大大的眼睛。赦舍的孙子们，有一个正在乌鲁木齐上大学，有一个正在上高中。整个家庭，其乐融融。

这一切让人欣喜。我父亲啧啧感叹。谁能想到，一个差点饿死在路上的回族女人，竟也能够享有如此美好的晚年。“全靠真主的恩赐，”赦舍说，“关于我们的那次逃荒，后来就有一个悲惨的故事到处流传。四个回族人，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从咱们口内逃荒到新疆。有一天晚上，他们夜宿在戈壁滩上。半夜里，女人被呼呼大风吹醒。她听见那三个男人正在商量，要不要把她吃掉。饥饿正在折磨他们。女人假装睡觉。后半夜，她听见男人们的鼾声，就逃走了。若干年后，女人遇见了那两个男人，她才知道，有一个男人被吃掉了。她不知道真主会不会原谅他们，她不知道那两个男人是不是常在清真寺里讨白，但她还是宽恕了他们的罪。

“我们听说，新疆的各个公社会收留我们，但是兵团不敢去，因为兵团的待遇差，而且去了你就再也逃不出来了。起先，我们去了沙湾公社，可是沙湾既不给我们发粮票，也不给我们钱。我就和丈夫离开了沙湾。饥饿和绝望，让我伤心。我听说我姐姐去了靠近苏联边境的一个地方，但我和她失去了联系。我也不知道我妈和我哥他们是不是也到了新疆。

“我们在路沿上坐着，不知该往哪里去，一个因为出了事故而被公社开除的汉族司机走过来。我们一搭腔，才知道都是陇西的老乡。他送给我们二斤粮票一块钱，还带我们走到一个镇子上，给我和丈夫每人买了三个花卷一碗米饭。那时候，人虽然穷吧，但人怜惜人哩……

“陇西人拦住一辆运煤的卡车，把我们捎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又一次步行，走了整整一天。一整天，难得见人烟。我们以为走到了边境上。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搭乘一辆大卡车，到了乌苏的皇宫镇公社。公社里登了记，有人带路，我们再走十公里，来到生产大队。大队的食堂，让我们放开吃。小米稀饭，牛羊肉，都是我们多少年没见过的东西。可我和丈夫连个碗都没有。食堂管理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哈萨克男人。他送给我们一个铁皮缸子。晚上，我们就在食堂的地上铺一层芨芨草，囫囵睡一觉。

“过了几天，我们被送到戈壁滩，开荒种地。戈壁滩，一眼望不到边，红柳、芦苇、梭梭和芨芨草，一片又一片。我们就像流放犯，想要逃也逃不远。

“哈萨克人的农场上，刚刚收割完，豌豆子掉一地。我们跑去捡豌豆子。哈萨克男人骑着马，扬起马鞭子抽打我们，还一个劲儿地骂我们：‘你们这些口内来的要饭的……’哈萨克女人都有一副好心肠。她们会给我们一点食物。”

赦舍和丈夫终于安定下来。但是，赦舍不知道母亲和哥哥是否已到新疆。于是，她让丈夫写信给我祖父。他的丈夫曾在小学当过临时老师。那时候，我父亲在陕西当兵。我祖父只好在村里找人，代他写信。赦舍从信中得知，她的母亲和弟弟尕依已经到达昌吉，而哥哥达乌德则失去联系。后来，一封从伊犁来的信，才让我祖父知道，达乌德到了昌吉以后，昌吉的生产队不再需要劳动力。一个维吾尔族老人给了达乌德和他妻子一些食物。达乌德也不知道母亲和妹妹赦舍在哪里。他只好赶去伊犁，投奔靠近苏联边境的姐姐。一家人就这样流散了。经过我祖父的信件中转，赦舍的母亲带着尕依赶去伊犁，终于在霍城县的红旗公社，也就是现在萨尔布拉克小镇，找到了达乌德。

“过了整整十年，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我才见到我的妈妈和兄弟，”赦舍有些忧伤地，向我们讲述她的过往。这些伤痛往事，也翻搅起我浑浊的记忆。在我童年还没有学会写一篇作文的时候，我就已经代祖父写信了。祖父口述，我记录，并在文字上做些必要修改和润色。那可能是我最早的文学作品。信的开头，总是以“乌子，你的身体好吗”来开头。我祖父一直把达乌德叫做“乌子”。每有新疆来信，我就念给祖父和祖母听。祖母总是对我说：“你乌子阿爷，人嘛，老实得很……”

我祖父和祖母对达乌德一家的思念格外真切。

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新疆来信犹如一只折翅的大雁，不知掉落何处。我祖父和祖母只有空荡荡的思念，难以获悉达乌德一家命运如何。多年以后，我随父亲抵达萨尔布拉克，才从尕依嘴里获悉，信件中断的那一年，一场车祸，夺去达乌德夫妇的生命。他们的后人，可能永远不会知晓，遥远甘肃的一个小山村，有两位老人，苦苦等待新疆来信，等啊等，一直等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