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口外

III

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关照和衡量世界的坐标系。根据我的观察和体验，无论这个坐标系在几何学的意义上呈现何种样态，或平面，或球面，或柱面，其原点总是指向生养作家的故乡。

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几乎所有非虚构作品的开头，都会明昭或暗示他那大英帝国殖民地治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聚居的故乡特立尼达（Trinidad），并且追溯族源，从南美返抵印度次大陆，那个被雅利安人、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和英国人征服与殖民过的印度。而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奈保尔作品最犀利的批评者，其学术著作和随笔大都有意无意地指向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他沦陷的故乡。奈保尔背靠欧洲文明，以他惯常的嘲讽口吻，质疑伊斯兰文明并挖苦穆斯林的时候，萨义德则为之辩护并批判欧洲文明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奈保尔出身于一个蜕变中的印度教家庭，但他却是个无信仰的人文主义者。萨义德出身于一个阿拉伯裔的基督教家庭，但他同样是个无信仰的人文主义者。两人都远离祖国，拥有西方国籍，并且抛弃母语，操持英文写作，却在精神层面上，同处于一种失去根系的流亡状态。

对于大多数生长在固定地域、单一民族和单一文化中的人而言，很难理解奈保尔和萨义德身上诸多因体征、相貌、语言、宗教、民族、国家……而生的边境/边缘式的歧异、矛盾和错裂，以及这些歧异、矛盾和错裂，经由普世文化/文明的熔铸，在他们的知识修养和精神世界里火淬而成的某种人格统一。

和奈保尔与萨义德一样，我也一直在修补自身的碎裂，以便有个确定的身份。身份认同的焦虑，陪伴我许多年。

身为汉族，可我没有追溯先祖的家谱。我们祭奠惟有祖父才能记得的祖先亡灵，同时也以萨满的方式崇拜家神，以血祭的野蛮祈求地方保护神为我们带来风调雨顺的年景。同村另一家族的家神甚至可以在女人身上附体，预言灾害。我自幼生活在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里。而我的母语，则是一种混杂着汉语、蒙古语、突厥语和藏语词汇的方言。

在我父亲之前，这个家族不曾出现过一个稍通文墨的人。直到最近，在香港中华书局，当我翻看一部中华姓氏大典，才知唐朝之后，一支西部的蒙古人取姓柴而融入汉族；我母亲和祖母的史姓家族，则极有可能是一支取姓史的突厥人。

实际上，自东汉之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突厥、契丹、蒙古和女真等--不断与汉族融合。向着人类普世文明的集体递进中，我们血缘和文化的边界一再被打破，被超越。如果我们公认说，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佛教文明和近现代来自西欧的古希腊与基督教文明，源源不断地进入汉文明的架构，形成我们多面向多层次之集体无意识的话，那么，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明与汉文明的交融，其实是个有待研究的命题。根据日本学者长谷部茂、榎一雄和杉山正明的理论，具有浓厚哲学修养和思辨色彩的“宋学”，尤其是“道学”（所谓“朱子学”），难以摆脱经由海洋和欧亚草原渐次而来的伊斯兰哲学的刺激。

公元六世纪，阿拉伯半岛的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570-632）如此教导他的追随者：“要去寻求知识，哪怕是到中国”。对于那时的穆斯林而言，中国几乎遥不可及。可是，在唐代，第一批穆斯林终于抵达中国。在特意限定的口岸城市，他们保留阿拉伯名字、母语和服饰，过着独立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他们在以广州、泉州、杭州和长安为主的超过十二个城市建造清真寺，并与汉族妇女通婚，而且还收养汉族人的孩子，尤其是在饥荒年代。元朝皇帝忽必烈（Kubla Khan，1215-1294），甚至在朝廷里为来自中亚的穆斯林提供要职。到了明朝，穆斯林已经彻底转变为“中国的穆斯林”。他们言说汉语，自称“回回”。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杜维明先生为村田幸子（Sachiko Murata）著作《苏菲之光的中文闪耀》一书所做序言《中国传统中的回儒对话略说》，肯定了“伊斯兰教和儒家文明之间相互借鉴、良性互动和真正合作的真实可能”。

正如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 -1631）早就告诫过的那样：“没有人是一座仅有自己的孤岛。”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是联接一起的大陆之一部分。惟有因政治利益而鼓吹的民族主义，有时甚至披挂宗教的外衣，扭曲教义，以退回洞穴的返祖粗鄙，重演《圣经·旧约》中犹太先祖以撒（Issac）与阿拉伯先祖以实玛利（Ishmael）的冲突与决裂，撕扯人类，制造边界和区隔，导致仇恨和屠杀。

因此，关于我家与对门的回族邻居维持多年的友谊，常常令我动容。据我父亲描述，如今这条越来越冷清的狭窄街道，和他小时候一样，自南向北，歪歪扭扭，每逢雨天，必定泥泞难行。沿街两排房屋，青瓦覆顶，四面夯土墙支撑着，墙上开着门和窗户。房屋后面连着院子和果园。果园里栽种杏树和苹果树，可能还有罂粟。我祖父一家和马俊一家，隔街相望。马俊曾经当过土匪。那是饥荒与战乱频仍的民国年代。我祖父同母异父的哥哥魏生华也是土匪，但他很快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这个秘密的身份并不代表他对革命有什么认识，因为他是文盲，他只是在寻找靠山的时候歪打正着。在此之前，他和马俊一样，土匪也是秘密的职业。平常，他们犁地种田，冬天的时候，便借口出外做生意，去寻找富户打家劫舍，但是经常遭到国民党保安队的追击和剿杀。小时候，我记得，我祖父经常诅咒我的大爷爷。他们两人曾因家事打过架，一个人握着马刀，一个人扛着步枪。同处一村但互不来往半个世纪之后，两人才跨过仇恨的边界，以泪眼笑对恩仇，重拾同在母亲慈爱下一起成长的兄弟情义。

直到祖父活到九十二岁去世，我都不能理解，像他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对亲人如此暴戾，但对他人却又常怀慈悯，挺身相助。

一九四九年之后，我大爷魏生华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他配合解放军清剿土匪。马俊四处逃亡。一天黄昏，马俊的女儿赦舍去杨老板的店铺购买一块鸦片。我大爷魏生华和他的密探像狐狸嗅到鸡的气味。显然，在外躲藏的马俊回家了。他抽鸦片。烟瘾折磨着他，使他铤而走险。事后多年，村中耆老对我讲述粘稠往事的时候，总不忘描述一番多年以前的田园风光：村外大片罂粟花，被残阳映照，彷如血海。一九四九年之前，在甘肃种植罂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说，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我祖母年轻时不堪忍受我祖父的毒打，曾以吞食鸦片的方式自杀。甚至在少年时代，我还种植罂粟，把它和芍药、牡丹以及马兰一起，当做观赏的花卉。

就在那天夜里，马俊被捕。几天之后，以惩戒反革命之罪而射出的一颗子弹，打穿他的头颅。剩下孤儿寡母，我祖父母经常照顾。赦舍长大后，嫁到一个叫沙坡的回族聚居地。达乌德则从另一个回族聚居地，娶了一个长相一般的女人。一九五八年，大饥荒席卷我故乡原本就瘠薄如纸的土地。汉人不知逃亡何处，只好坐以待毙。而达乌德、尕依则随母亲，决定远走新疆。靠近苏联边境的霍尔果斯，有他们的亲戚。那是一群信仰苏菲神秘主义支派--哲合忍耶--的穆斯林。

IV

据我父亲回忆，在人人吃野菜树皮而无粮食果腹的悲惨境况里，我祖父把藏在墙壁夹缝里的一包玉米取出来，用那盘老石磨，磨成玉米面。那是救命的粮食。祖父让达乌德藏好玉米面，然后赶着牛车，把他们一家送到一百华里之外的火车站。祖父一路警告达乌德：无论旅途多么艰险，无论饥饿如何威胁生命，只要他活着，就决不能丢下他的妻子，那个长相一般的回族女人。祖父知道，达乌德不爱那个女人。达乌德的母亲给我祖母留下好几个瓦罐。她让我祖母将之好好保存。度过饥荒之年，她还要返回故里。但是，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那几个瓦罐装过鸡蛋，腌过咸菜，盛过小米，小米里还藏过祖父积攒多年的一点纸币。

祖父母去世之后，那简陋的小小庄院日渐破败。这一次，为了和父亲一起去新疆寻找达乌德、尕依和赦舍，我重返故乡。夏日灼人的阳光下，嗅着杏树和牛粪的气味，嗅着丝毫未被工业污染过的空气那甜丝丝的气味，我推开木门，走进荒草凄凄的庭院，厨房已经倒坍，祖父用过的农具，散落各处，沾满锈迹。我走进烟熏火燎的厅房，看见几个黑黝黝圆鼓鼓的瓦罐，宛如怀孕的女人，依墙而立，仿佛在等待着什么。这座厅房修建于半个世纪以前，四面夯土墙居然还挺立着，支撑松木的横梁和椽桁。要在一周以后，经过长途奔波，我父亲才会在临近边境的萨尔布拉克小镇，当着尕依的面，讲起这几个瓦罐的来历。

V

另一家与达乌德有亲戚关系的回族穆斯林，仍然留在何家沟，仍然与我家隔着这条日渐冷落的泥土小街。

艾尤布巴巴和我祖父是忘年交。他经常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借钱去做生意。我祖母熟悉穆斯林的饮食禁忌，从不给艾尤布做饭吃。他只和我祖父一起喝茶。我的同龄人娄篓--艾尤布巴巴的弟弟--经常跟随兄长去远方做生意。有一次，黄昏时分，娄篓骑一头骆驼，走进村庄。我是骑马的好手，但我没有骑过骆驼。我羡慕骑骆驼的娄篓。那骆驼高大雄伟，头颅高高扬起，彰显出沙漠动物特有的那种傲气。到了初中，我和娄篓发展出亲密的友谊。他教我唱花儿。花儿，是流传于中国西北汉、回、藏、撒拉、保安等民族中间的一种民歌。有那么几年，因为我的倡议和领导--那时候我大约十六岁--村子里的年轻人开始模仿外面的世界。乘着春节社戏搭起的带有灯饰和幕布的舞台，我们年轻人会借用一个晚上，跳着霹雳舞，唱着流行歌。除了霹雳舞和流行歌，我和娄篓还会唱花儿。我穿着父亲从新疆带来的高帮皮靴，戴着娄篓借我的白色穆斯林礼拜帽，把自己整得不伦不类。

最先搬离村庄的，是艾尤布一家。他们搬去几十公里以外的回族聚居区。只有一位鳏居的老人留守下来。他是艾尤布的叔叔。每次见他，我都叫他马家爷。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虽然年事已高，却也精神矍铄，整个脸庞还棱角分明。和许多长髯盈胸的老年穆斯林不同，他的胡子一直刮得干干净。有传言说，他跟邻村一个育有子女的汉族女人在秘密恋爱。后来，汉族人也开始一家又一家搬离村庄，去往城镇。我的故乡愈益凋敝。

源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明，绵延而过中亚，伸展到何家沟村，逼临我家恪守的并不纯净的汉文明，在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隐约横亘着一个边界，曾是那么切近的一条边界，仅仅隔着一条逼仄小街，我却一直没有跨越过去，以作深入了解。

我的这种状况，与奈保尔有点相似。在奈保尔的出生地特立尼达，一个与印度远隔重洋位于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同处一个印度人社区，但彼此鲜有往来。他们从印度带来的彼此仇视，软化为某种乡俗，互不信任。他们之间隐藏着一条不言自明的界限。奈保尔承认，他对伊斯兰教“几乎一无所知”。在奈保尔看来，伊斯兰不像印度教那样抽象玄奥，其教条直截了当，不值得他深入钻研。而且，“这个宗教的辉煌仅止于遥远的过去，伊斯兰不曾促发诸如文艺复兴的盛况。伊斯兰国家，不是沦为殖民地，就是专制国。而且，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在挖到石油以前，一概穷无立锥之地。” ①带着这种遭受爱德华·W.萨义德批判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奈保尔决心揭开伊斯兰世界的神秘面纱。

经过许多年，随着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机炸毁美国世贸大厦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随着神秘人物本·拉登（Awa？bin Lādin，1957－2011）的录音恐吓，随着阿拉伯方巾蒙面的塔利班“圣战士”频频现身于电视画面，随着“阿拉伯之春”推翻独裁者之后迅速变成内战频仍的“阿拉伯之冬”，随着二零零九年乌鲁木齐暴力恐怖事件（“7·5”事件），随着伊斯兰国（ISIS）以视频方式，当着全世界公众的面对他们认定的异教徒野蛮斩首……伊斯兰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疑惑，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

当马家爷在他家土炕上盘腿而坐，一边看着电视，一边与我闲谈时，他突然说出这么一句：“唉，你看我们伊拉克，现在都成啥了！”这是一句汉族人永远不会说出的话语。“我们伊拉克……”这个出自西北农村回族老者的一句随意感叹，让我猛然惊觉，整个伊斯兰文明板块，从阿拉伯半岛，到中亚，再到中国，其中密布着我不曾触摸的血管与神经。

就在我回味马家爷这句感叹的同时，早已离婚并与马家爷同居的那位汉族女人，正在打扫庭院，拾掇家务。鸡犬之声，交相呼应，彰显这西部乡村的分外宁静。

一个未知的伊斯兰世界，因其神秘，因其复杂，吸引着奈保尔，前后相隔十七年，他分别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九六年，展开伊斯兰世界之旅：先后履迹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同样，这个伊斯兰世界也吸引着我。我愿意投身而入，去认知，去理解，进而至于去热爱。我一直以为，如果真有族群间的仇恨和文明间的冲突--正如美国保守派政治家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 ，1927－2008）所言，我相信，那定是源于彼此间的无知。亨廷顿这种二元对立的理论是一个危险的陷阱。该是打破亨廷顿陷阱的时候了。无论出身哪个民族，无论拥有什么信仰，作为现代普世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以宽容和理性，取得一种共识。在今天，还是在将来，萨义德的告诫永远弥足珍贵--

作为支持者的战斗口号，“伊斯兰教”与“西方”（或“美国”）（这种二分法）提供的煽动远多于洞察--会将分析转化为简单的二元对立，将经验转化为狂想。与冲突及过度简化的敌意相较，对人类经验具体细微处的尊重、从同情看待“他者”而产生的理解、凭借道德与知性诚实获得并传播的知识，应该是较好甚至较容易达成的目标。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清除残余的敌意，清除“穆斯林”、“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或“西方人”之类恶意概括的标签，那么事情将会变得更为美好。 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