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重磅
新疆去极端化调查

“共产党盖的安居房是阿热木（非清真）”、“拿政府工资给汉族打工是阿热木”、“抽烟饮酒的人死后将下地狱”、“妇女不蒙面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这是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尤其南疆地区的真实存在。

新疆官方梳理出的宗教极端思想表现远不止上述：宣扬“伊斯兰教教法高于国法”；宣扬“共产党政府是异教徒政府，要推翻”；散布“政府颁发的一切证件（诸如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营业执照）都是无效的”；宣扬“圣战”、“迁徙”、“杀死异教徒可以殉教进天堂”。

“最早从一些朝觐回来的人开始，他们的着装发生变化；到后面开始变味，强迫自己的老婆蒙面、禁止吸烟喝酒、婚礼不让唱歌跳舞、葬礼不让哭，乱区分清真不清真，并以此区分所谓异教徒；再到后来，干扰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婚姻法……”和田地区一位乡镇官员向凤凰网讲述了他所观察到的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过程。

“穿着罩袍上街，在公共场所做礼拜，指责甚至威胁世俗化的维吾尔族‘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最后向暴力恐怖活动转化，发展到拿着斧头攻击武警干警、攻击党政机关……”和田地区另一位乡镇官员早些年曾满是担忧，担心会失控。

近年来新疆破获的多起暴恐案件，无不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新疆政法委书记熊选国告诉凤凰网，“宗教极端势力只是借用宗教名义，歪曲宗教教义，目的是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制造民族分裂，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他进一步指出宗教极端势力具有三个鲜明特点：

一是强烈的政治性，鼓吹“除真主以外，不服从任何政府、任何人”，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歪曲宗教信仰为政治纲领；二是强烈的排他性，恶意发挥、扩大宗教教义中具有排他性的内容，煽动宗教狂热、激化民族矛盾，把信仰“安拉”以外的一切人都当作“异教徒”，对“异教徒”戏弄、嘲讽、孤立、恐吓，甚至残害；三是强烈的暴力性，即所谓的“圣战殉教进天堂”，采取暗杀、爆炸、暴乱等反人类的暴恐手段，残害各族民众，制造民族对立，推翻政府、分裂祖国。

据凤凰网掌握的资料，宗教极端思想对新疆的渗透由来已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抬头，并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及中亚地区的暴力恐怖主义结合，在新疆迅速渗透和蔓延，滋生出了新疆本土的宗教极端势力。彼时，民族分裂分子曾打出“分裂新疆纲领”等旗号，宗教极端思想被掩盖在分裂思想下，渗透手段隐秘，易被忽视。

1997年，新疆曾开始对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进行严打整治，对宗教极端势力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但其影响依然深远。

新疆官员普遍向凤凰网反映，对当前影响至深的新一轮宗教极端思想的抬头始于2007～2008年，2009年的“7·5”事件更催化了极端思潮的蔓延。此外，国际上伊斯兰世界世俗化受阻、原教旨主义抬头的大趋势，都加剧了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的渗透。

“几年前，从表象上，一眼就可看出宗教极端对这个社会的侵蚀，和田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蒙面现象，跳舞、唱歌、放音乐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于田县委书记马志军告诉凤凰网。其任洛浦县政法委书记时，曾探索“现代文明服务车”进村入队，教育引导女性脱去蒙面罩袍，颇有成效。

“7·5”事件发生后，时任伽师县委书记的朱雪冰也感觉到了不正常，“发现穿戴有了变化，乱区分清真不清真，年轻人不吃父母做的饭……”朱雪冰提出要警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渗透，“这个东西很可怕，铺天盖地过来，一旦成规模，再去治理，难度就会很大”。2012年，伽师县委领导班子带头，走访每个乡每个村，进行滴灌式宣传教育。

面对宗教极端思想的迅速蔓延，如何有效治理？早两年，在民众普遍信教的南疆地区，对各级党政官员而言，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宗教极端思想与正常宗教及风俗习惯。

在新疆，伊斯兰教发展传播过程中，一些宗教教义教规逐渐融入到信教民众的衣食住行、文化节庆、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惯中，如起名、割礼、领结婚证后念“尼卡”证婚、给亡人站礼、过乃孜尔等。而宗教极端思想往往从细微处开始渗透，借用宗教名义，把宗教极端思想宣扬的理念与风俗习惯伪装混杂一起，比如鼓吹拒领政府证件，念“尼卡”就可以结婚，念三个“塔拉克”就可以离婚；穆斯林男人要留大胡须，妇女要穿蒙面罩袍等，并称此为宗教义务。具有朴素宗教情感对宗教教义教规不了解的信教民众难以区分。

“当政府治理非法行为时，他就造谣说政府干涉民族风俗习惯，新疆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甚至与民族问题扯在一起”，熊选国坦言，“怎样把宗教极端思想从正常宗教中剥离开来，既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又能有效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有一定难度”。

新疆党委一位知情人士向凤凰网透露，早在2010年上半年，新疆高层已意识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并提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抵制和消除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同年8月26日，新疆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8·19”暴恐案件时，提出“一反两讲”，即“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强调“不论什么人、什么民族、出于什么动机，都必须遵纪守法，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事”。

2011年10月，新疆第八次党代会部署，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抵制和消除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并安排政法委牵头就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展开调研。

次年1月，张春贤在与和田地区、皮山县党政领导座谈时首提“去极端化”目标。

2013年5月，新疆党委形成一份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工作意见，即官方所述“自治区党委11号文件”，区分了民族习俗、正常宗教与宗教极端思想的界限，明确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多种表现形式。这份意见成为各地州去极端化的主要参照依据。

2014年新疆两会上，自治区进一步提出“要用好五把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于10月在吐鲁番、伊犁调研时进一步完善：即思想的问题用思想的方法去解决，文化的问题用文化的方式去解决，习俗的问题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宗教的问题按照宗教规律去做好工作，暴恐的问题用法治和严打的方式去解决。“五把钥匙”是新疆在实践中总结形成的理念和举措，多位基层官员称这在去极端化中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

自去年6月至今年上半年，新疆党委八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聚”）表彰动员会、稳定工作会议、新春开局等会议，多次强调把去极端化作为新疆当前最突出紧迫的工作。自治区稳定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把“疏”作为紧迫任务，坚持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治约束“三管齐下”。“法治约束突出的是规范和打击，文化对冲突出的是思想引领和氛围营造，正信挤压突出的是正本清源、澄清模糊认识，用正确的教义启发信教群众内心自觉”，上述党委知情人士向凤凰网分析。

新疆党委强调，去极端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疏堵结合、综合施策，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先行先试。

多位新疆基层官员坦言，过去开展去极端化实际工作中，另一障碍来自法律的缺失，许多政策和法律跟不上形势变化，缺少刚性，针对性不强。和田地区一位不愿具名的镇党委书记告诉凤凰网，过去眼看宗教极端现象蔓延很困惑，“基本事实都清楚，苦于缺少法律支撑，你去治理甚至有声音指责我们是在用非法的手段管理并不违法的行为。不能打不能骂，仅靠劝说教育，几乎不起作用”。

笔者在新疆各地走访中看到最多的标语是“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后，新疆当局在依法治疆上更是推出了不少实质性举措。四中全会召开一个月后，新疆党委八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便审议通过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建设法治新疆的意见》，指出，“新疆区情复杂特殊，依法治疆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结合新疆实际，把依法治疆作为治疆基本方略，走符合新疆区情特点的法治建设道路”。

在各种会议上，新疆党委多次强调：“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地区，只有坚持依法治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有统一的准绳和标尺，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不管哪个民族、不管信仰何种宗教，都必须严格遵循宪法法律，任何诉求和意愿都必须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和解决”；“让各族群众知道什么行为合法、什么行为违法，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教群众首先是国家公民，一切宗教活动必须依法进行”；“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保障信教群众合法宗教需求，严禁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严禁宗教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严禁利用宗教干预世俗化的生活方式，既尊重信仰宗教自由，也尊重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去年底，新疆人大全票通过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该条例首次针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增设具体条款。

喀什地区疏附县、喀什市则在基层治理上试点《村规民约》、《市民公约》，内容涵盖去极端化、综治维稳、计划生育、邻里纠纷等诸多事项。“我们老百姓虽说知法，但总觉得法律和他没关系。通过村规民约和市民公约，与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让老百姓在享受改革成果的同时，也懂得尽义务”，喀什市委书记陈旭光告诉凤凰网，此举对基层治理者同样有效，一是增强依法管理意识，二是如何把民众凝聚起来。

4月16日，新疆人大启动“去极端化”地方立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乃依木·亚森强调，该法规“不仅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推进法治新疆建设，也是维护正常宗教秩序、保障广大信教群众合法利益，依法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

经过近30年的渗透，在新疆尤其南疆地区，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人群已不是小数目，也不仅仅局限于农民，还包括一些工商业主、宗教人士、学校老师，甚至个别党员干部。如此庞大的人群，哪些是盲目跟随者？哪些是幕后煽动者？哪些已经对现实构成威胁？如果不加以区分，去极端化工作难免扩大化，或者打而不准。

新疆司法厅党委书记张云告诉凤凰网，根据其多年工作经验，以一个村为例，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人群中，70%是被宗教极端裹挟的，30%左右是被宗教极端势力污染的群体，另有极少数是已经构成犯罪、有现实危害、甚至准备实施暴恐活动的。张云分析，70%的群体看大环境，不需要做太多工作，大环境变了，很容易转变；30%的人群是需要集中力量做教育疏导工作的；第三种人则是要坚决打击掉的。“把70%裹挟的解脱出来，30%的转化过来，极少数打击掉，一个村子差不多就干净了”，张云说。

这一比例与和田地区于田县的情况大致一致。据于田县政法委书记肖开提·亚生介绍，该县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人群中，大约5%属于顽固派，15%为支持和跟随者，80%属于盲从者。

南疆多位基层官员告诉凤凰网，普通信众大多具有朴素的宗教情感，加之受教育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对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并不清楚，很容易被宗教极端势力影响和裹挟，往往是谁的“势场”大，就容易倒向那一方。

在和田地区民宗委宣传科工作人员古丽巴哈·艾合买提看来，和田这个地方，舆论氛围特别重要，穿着打扮方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周围环境，“她穿了（蒙面罩袍），你也穿了，我不穿，你们会怎么看？主要是这种压力”。“一个看一个，看周围人都不敢吭声，我也就不敢管，慢慢就不愿管”，和田县巴格其镇一位村治保主任向凤凰网坦言，过去工作没有信心。

极端思想根深蒂固且已产生现实危害的这部分极少数人群，比例虽小，但现实危害大，且往往躲在幕后，在村里已经形成宗教黑恶势力和家族势力，还有些充当起“宗教警察”的角色，时刻盯着其他人施加压力。和田地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秀成（现已任新疆政法委副书记）指出，新疆暴恐之所以冒泡，就是幕后有势力煽风点火，把别人脑子洗了，教唆煽动别人去“圣战”。凤凰网主笔在新疆某监狱接触到三位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服刑人员，无不表示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蛊惑走上犯罪道路，其中一位第一次出狱后称遭受幕后人物威胁二次犯罪。“只有打掉这些幕后黑手，社会环境才能净化，正气才能出来，老百姓才敢站出来”，张秀成说。

数十位新疆县乡级官员告诉凤凰网，在新疆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迫切性。“黑盖子笼罩在村里，藏匿比较深，老百姓不敢检举，基层组织不敢发声，也没有威信。严打开路是必然的，没有严打，去极端化也好、群众工作也好，一切工作无从谈起”，现已是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兼疏附县委书记的朱雪冰向凤凰网坦言。

去年5月23日，中央统一部署下，启动了以新疆为主战场的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一年期满，共打掉100多个暴恐团伙，96%以上暴恐案件被提前打掉。通过严打，社会氛围发生根本变化，乡村干部敢于做工作，民众敢于站出声援支持反恐，宗教极端外显现象得到遏制，宗教极端势力干预教育、计划生育、婚姻等棘手问题初步得到解决。“通过严打开路，挤压了宗教极端势力的生存空间，其他工作有效开展起来”，熊选国向凤凰网强调，他更看重的是严打产生的综合效益。据了解，此轮严打将延长一年。

在新疆各级官员看来有着迫切现实需要的严打，往往因个别事件引发外界质疑，最为突出的当属禁止穿戴蒙面罩袍和年轻人留大胡须，被攻击为侵犯个人着装自由。“在新疆往往就是一件小事被舆论无限放大，导致我们的工作出现100-1=0的情况，官员变得缩手缩脚，被动应付”，喀什地区一位基层官员对此感到无奈。

缘何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禁止年轻人留大胡须？凤凰网早前文章《乌鲁木齐立法禁止蒙面罩袍背后》中，新疆社科院研究员马品彦曾指出，不能说所有类似装扮的人都是极端分子，但这种现象一定是宗教极端主义影响下的一种行为。在新疆社科院中亚研究所原所长潘志平看来，蒙面罩袍现象的出现背后有宗教极端势力在鼓动，其目的在于构建浓厚的宗教氛围，甚至裹挟绑架信教民众。

“一些人认为穿戴是个人自由，事实上一些宗教极端势力通过这种服饰和装扮等外在表现，宣誓宗教极端思想，并以此与社会对抗。很难想象喀什、和田、乌鲁木齐满大街都是蒙面罩袍、大胡子现象，会给新疆带来怎样的后果，到那时世俗装扮的人恐怕都成了异类，是否还敢安然走在街上？内地还会不会有人敢来新疆？”上述喀什地区基层官员告诉凤凰网，在新疆出现的穿戴蒙面罩袍、年轻人留大胡须现象，并不是外界简单理解的个人着装自由，实际是一些势力在宣扬非此即彼的两分法，以此作为区分所谓“异教徒”的标志，也是对抗政府的一种标志，试图通过营造这样一种氛围改变新疆的某种现状。

事实上，近些年南北疆已出现多起世俗化维吾尔族受到宗教极端势力裹挟、威胁甚至殴打的现象。两年前，一位喀什官员的妻子去和田某地巴扎，因其染发未戴头巾，遭遇恐吓式质问“是不是穆斯林”；乌鲁木齐一位维吾尔族女孩儿曾因穿牛仔裤当街被骂“jalap”，另一位维吾尔族女孩乘坐出租车因用普通话打电话被司机警告；更有甚者，对世俗化时尚化着装人士吐痰、拿刀子划破衣服以警示。

“这种人对社会已经构成危害，他不是自己蒙面、自己留胡子，而是以宗教的名义强迫、煽动、威胁其他人，在社会上制造一种压力，必须打击处理。也只有对这些极少数人打击处理了，才能把整个社会面扭过来”，熊选国告诉凤凰网，打击的主要是强迫、煽动、组织、蛊惑他人者，以及威胁、恐吓、殴打不留大胡子、不穿戴蒙面罩袍的人，对绝大多数被裹挟的信众，则是通过细致入微的教育疏导。

喀什地区另一位县级官员向凤凰网透露，早在2007-2008年，新疆曾治理过穿戴蒙面罩袍现象，但当时主要靠劝说辅之以罚款，办法相对简单，这期间难免存在个别基层官员劝说无效后采取强硬粗暴办法，被外界放大，且直至今天仍在用过去存在的现象攻击今天的做法，“事实上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新疆已明确严禁用罚款、当街揭面纱等简单粗暴式工作方法，对被裹挟被影响的民众要滴灌式教育疏导”。在马品彦看来，由于过去缺少强有力的法律保证，新疆各级政府在治理时往往陷入两难局面，“既然是治理，就不能简单只做思想工作，相应的法律法规必须跟上”。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参与宗教极端活动，不得利用宗教活动或者借宗教名义干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干涉婚礼、葬礼等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干涉文化、文艺、体育等活动；不得对未经依法登记的婚姻举行宗教仪式；不得利用仪容、服饰、标志、标识等，渲染宗教狂热，传递宗教极端思想；不得胁迫、强制他人穿着宗教极端服饰、佩戴宗教极端标志、标识”。一改过去无法可依的被动局面。

今年年初，乌鲁木齐开全国之先河，立法禁止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实施4个多月，整体平稳，未有反弹。

“我们不说那样穿对不对，首先要看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我们生活的国家，其法律法规有什么要求，你的这种穿着打扮对周围人有没有带来一种影响、一种恐惧感”，和田地区一位维吾尔族社会人士告诉凤凰网，去年5月开始严打以后，老百姓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政府、什么叫管理，就改变过来了。

凤凰主笔在和田、喀什、乌鲁木齐等多地沿街走访，未见到一例穿戴蒙面罩袍现象。和田地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凤凰网，从思想上去除极端化是根本，但首先要从大面上遏制住外显现象，“如果这种明显带有宣誓极端思想的表象都治理不住，宗教极端势力会认为你拿他没办法，无形中助长其嚣张气焰，把非法当合法，从隐蔽到公开，最后形成气候，超越一切，想管也管不了”。

新疆是否陷入了“越打越恐”的维稳怪圈？前两年接连发生的暴恐案件，让新疆各级官员备受压力，也陷入了反思。

“这些娃娃本身不是暴力恐怖分子，为什么让别人给洗脑了，为什么走到这个路上去呢？”叶城县委书记李国平坦言，每当睡不着觉的时候，总是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击毙一个暴恐分子好？还是减少一个好？”张秀成，此前长期工作在南疆反恐一线，也曾一遍遍反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在他被洗脑之前，通过教育增强其抵御能力？如果这样，极端分子不就减少了吗？暴恐案件自然不就少了吗？我们不就不用把全部力量放在维稳上了吗？”

防范几乎全民皆兵，各级维稳力量常年超负荷工作，即使这样，还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问题出在哪里？张云认为，关键要抓住源头，重点放在30%被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人群，“这部分人教育转化好了，打击压力没那么大，打击面越小越好”。

去年大年初二，新疆召开了地州市党政主要负责人视频会议，提出“打击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导的一手也要硬”，并就此进行部署。“大年初二，张春贤书记专门召开这个会，可见部署之紧迫。通过一年的实际工作，越来越理解提两手都要硬的深刻用意，事实上光靠打是不行的”，和田地区一位政法系统的官员告诉凤凰网。

“打不是目的，最终要转化这些人的思想，使其不再危害社会”，熊选国强调。在新疆各地做好大众去极端化教育的同时，政法机关更关注三个“细水滴灌”领域的去极端化教育：一是对在押人员，包括监狱中的服刑人员，开展去极端化工作；二是针对那些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群体开展教育；三是突出加强易发生暴恐案件的重点乡村群众的去极端化教育。而正信挤压，是现阶段比较直接有效的手段。

新疆司法厅选择第一监狱试点去极端化，该监狱危安（危害国家安全罪）、重刑犯人最多，东突、东伊运、伊吉拉特、伊扎布特等组织骨干头目最多。这些人被宗教极端思想洗脑很深，大多不认罪不服判，不认国家，不认法律，只认他们理解的《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新疆监狱系统去极端化专家组组长阿布都瓦依提·赛迪瓦卡斯告诉凤凰网，对这些人，一上来讲政策讲法律讲国家认同，基本等于对牛弹琴。

阿布都瓦依提就和他们讲宗教、辩经，期间穿插案例、辅之以人性亲情感化。起初阿布都瓦依提的身份被怀疑，认为他是共产党派来的，一位重刑犯甚至公开声称“要干掉他”。几次谈话、几轮激烈的辩经下来，大部分被转化，少数较顽固派，甚至数十回合交锋……一年下来，监狱系统转化率达63%，其中包括“东伊运”头目和“伊扎布特”头目被转化过来，自愿现身说法，而那位要干掉阿布都瓦依提的重刑犯，心服口服。“先用正确的宗教教义把他脑子里极端的东西去掉，接下来讲怎么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怎么才是一个好的穆斯林，现世怎么劳动、怎么孝敬父母、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后世才能进入天堂”，事实上，阿布都瓦依提做的远比说的复杂。

于田县对顽固人员的教育转化，同样采取了正信挤压的办法，肖开提·亚生称之为“破壳性改造”，破壳后，通过一对一帮扶、心理咨询、亲情会见等综合施策，消除抵触情绪，法律知识、国家意识宣传跟上。于田县教育转化最后一个环节是向宪法宣誓，“此举意在增强民众的公民意识，认识到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教民，作为公民要遵纪守法”，肖开提·亚生告诉凤凰网。

伊宁县在教育转化过程中，专门抽调了数十名“久经考验又具有法律知识”的少数民族官员，轮流排班与被转化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凤凰网主笔在伊宁县社会矫治中心，看到十几位少数民族干部与二三十位被转化人员同在一间会议室，面对面沟通辩论，没有警察，被转化人员亦无受强制措施。“刚来时，看我们的眼神都是愤愤的，通过20多天的改造，有些主动交代我们并不清楚的情况，诸如非法书籍藏在自家羊圈里、强迫自己丫头穿的吉里巴甫服藏在哪哪”，伊宁县社会矫治中心帮教干部阿里木江告诉凤凰网，让被转化人员感触最深的还是暴恐案件的警示教育，“一些人当场就哭了，原来极端思想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

莎车县艾力西湖镇，“7·28”案发后，一年来通过消除恐慌情绪、正信挤压、现代文化对冲、解决就业等综合施策，作用显现，农民主动站出声讨暴力恐怖与宗教极端活动。阿依夏木古丽·依德热斯的弟弟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参与了“7·28”暴力恐怖案件，被依法判刑。案发后，阿依夏木古丽及家人曾一度消极悲伤，在当地政府及村民帮助下，她站在了宣讲台上，把弟弟受骗走上不归路的教训讲出来，以警示村民不要被极端分子煽动利用。

今年初召开的新疆稳定工作会议强调，去极端化要发挥干部、教师和宗教人士三支队伍作用。近期，新疆先后专门召开各地州市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教育教师工作会议和爱国宗教人士座谈会，对三支队伍重视前所未有。

新疆党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向凤凰网分析，三支队伍建设既治标又治本，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方面的积极谋划和探索。他指出，全疆128万多干部、40多万教职工、2.8万多宗教人士，在新疆实际工作中所发挥的影响，无论在面上还是深度上都具有特殊性，“128万多干部的党性修养如何、立场是否坚定、业务是否过关，直接影响着政策的贯彻落实，稍有不慎，极可能被三股势力借题发挥，上升为稳定问题；40多万教师，背后还有470多万在校生，占全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几乎联系着每个家庭，而新疆近些年暴恐案件的参与者多为年轻人，与教育不无关系；南疆地区几乎普遍信教，宗教对人日常生活介入之深远超基层政府，近3万名宗教人士作用发挥怎么样至关重要”。

做好新疆的一切工作，干部是关键。5月召开的各地州市、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新疆党委提出“四强三力”的要求，强调新疆各族干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20字好干部标准”，力争做到政治上强、能力上强、作风上强、心力上强，同时要努力提高理解力、执行力、落实力。此次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对党忠诚、立场坚定、政治敏锐、敢于担当，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在反对分裂、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认识不含糊、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在反对三股势力斗争中打头阵、做标兵，决不做‘两面人’、‘老好人’，决不阳奉阴违”。

过去在宗教管理中，干部普遍存在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问题。“实事求是讲，看起来这些人好像是一夜洗脑，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因为群众长期疏于教育和引导，给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机会”，喀什地委书记曾存坦言。和田地委印发的去极端化宣传教育材料《党员干部应将反恐维稳的责任扛起来》一文指出，“宗教极端势力有扩大之势，与宗教管理中的不敢不愿不会管分不开，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根本原因”。

据凤凰网了解，不敢管不愿管的原因大致如下：怕触及宗教敏感引火烧身，怕得罪教职人员和教民；怕自己与家人被孤立，遭打击报复；认为大环境如此，管了也没用；另有个别干部出于宗教认同和狭隘的族别意识不愿管。面对不敢管不愿管问题，除严打净化环境外，新疆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教育，并建立追责制，对立场仍有问题的党员干部则坚决查处。伊犁州去年6月曾通报10起党员干部违反政治纪律典型案例，喀什市今年亦公开处理了一批违反政治纪律的官员。

“不会管”究其原因，在于党和政府面临的宗教管理难题，过去要么谈教色变，要么不正视宗教。伊宁县委书记张继生指出，“我们不懂宗教，甚至有时把宗教看成了洪水猛兽，往往采取一种简单的做法，就是堵和压，结果是党的干部与信教群众之间产生距离”。

事实上，新疆高层已经带头在研究宗教问题。一位自治区厅级官员向凤凰网透露，就他所知，在自治区两会和党委八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张春贤专门就如何做好宗教工作脱稿讲了一大段，不但讲了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并多次引用《古兰经》、《圣训》原文，特别是最近的宗教人士座谈会更是深入浅出、引经据典，让不少官员深受触动。这位官员坦言，“在新疆工作这么长时间，还真没有认真研究过宗教，对诸如‘伊吉拉特’、大小‘吉哈德’、‘台比力克’、‘盖德尔夜’、四大哈里发、瓦哈比等真正含义确实不清楚。可见张书记是下足了功夫研究这些问题”。

今年斋月的最后一天，张春贤带着新疆党政主要领导与穆斯林共进斋饭，更是在促进新疆宗教问题“脱敏化”上的一次大胆突破。

新疆还就做好去极端化工作专门编写了《如何区分正常宗教活动、非法宗教活动、民族风俗习惯、宗教极端思想的界限》、《认清“伊吉拉特”的本质及其危害》等五本宗教知识有关资料，下发基层官员，防止工作中出现偏差。

新疆工作复杂，上面部署能否落实，仍是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基层干部有些理解不了，很容易忽左忽右，强调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有时理解了，办法又不多”，上述官员告诉凤凰网。这种情况下，自治区党委坚持问题导向，在各地州市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特别强调，“要正确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确保学习深、理解透、思想通，防止一知半解、断章取义、生搬硬套”。

“这两年，去各地调研，明显感觉各级干部畏难情绪不见了，敢管愿管会管了，做稳定工作、去极端化工作、群众工作，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在上述自治区厅级官员看来，干部面貌的改变最能提振信心。多位基层官员亦告诉凤凰网，过去宗教问题视为敏感地带，尤其党政官员很难突破，常常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天花板难题，现在比过去工作更有信心。

6月3日，新疆召开教育教师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为人师表，在事关国家最高利益和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亮明观点、表明立场，做践行“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模范；要立德树人，教育学生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抵制“双泛”思想、做好去极端化工作，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化解发生在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和问题，培育学生的法治精神和秩序意识，要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引导青少年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拒绝愚昧、反对迷信、远离极端。

在莎车县委书记王勇智看来，新疆出现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方面。事实上，境内外“三股势力”争夺学生争夺年轻人的斗争异常激烈，突出表现是宗教极端思想和“双泛”思想的渗透已进入校园。和田地区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学校甚至出现个别老师利用三尺讲台传播非法宗教、“举止行为宗教化，思想意识宗教化”的两化问题，学生做出极端的事情亦有发生。

在新疆采访期间，于田、叶城、莎车、疏附、伊宁五位县委书记无不向凤凰网强调，去极端化要下大力气解决教育问题，抓好双语教育和国民意识教育尤为关键。新疆教育系统一位人士表示，“这次党委教育教师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抓立德树人这个重点，抓住了关键”。

5月18至20日，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对如何做好宗教工作提出重要论述，“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

6月14日，新疆根据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召开全疆宗教人士座谈会，就如何发挥爱国宗教人士作用作出专题部署，特别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会议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人士要以开明开放包容的心态、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宗教思想、教义教规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宗教信仰是个人私事，但信仰者是国家公民，遵守宪法法律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宗教团体、宗教场所、宗教活动涉及公共利益，理应受到法律法规约束；政教分离是我国国体、政体的必然要求；法律至上是当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遵循的原则。我国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实行依法治国，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约束，遵守宪法法律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不论什么民族，也不论信仰哪种宗教，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

多位新疆官员接受采访时指出，新疆今天所面临的宗教管理上的难题问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可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方面出现宗教过热现象，对不信教的自由保护不够，合法与非法宗教活动界限模糊，以至于普遍存在“教法大于国法，首先是教民其次才是公民”的意识。喀什地区一位官员指出，“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两个都要保护，现实突出的问题是不信教群众往往受到排挤”。李国平认为，过去我们对宗教管理原则认识上存在误区，“保护合法，首先要明确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这个不明确，结果就是政府制止非法也成了干预宗教信仰自由”。

另一方面在宗教人士的管理和培养上又面临人才不足、人员老化、讲经水平不高等问题。这次会议还强调，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改进完善宗教工作。“宗教的问题要按照宗教规律去做好工作；保障信教群众合法宗教需求，按照有序、适度、可控原则，稳步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知识的合法渠道”。

各地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此次宗教人士座谈会皆有谈到。事实上，新疆各地在宗教管理上已进行了积极探索：伊犁州伊宁县，和田地区墨玉县、洛浦县，喀什地区喀什市、叶城县、莎车县试点举办了法治和宗教礼仪学习班；喀什市、莎车县、叶城县、巴楚县、伽师县还各选一个主麻清真寺作试点，适度适当地对有需求的成年信教群众讲授基本宗教常识和礼仪；宗教氛围相对浓厚的和田地区则试点“四个允许”：允许家长给孩子讲一些宗教礼仪；允许年久失修的清真寺经过批准可重建维修；允许宗教学识水平较高的爱国宗教人士跨区讲经；针对农村一些党员信教情况允许其思想上有一个转变过程；伊宁县还通过选派宗教人士到内地参观学习现代化知识、村一级设立宗教协管员等措施探索对宗教的有效管理。

“大的部署之后，剥茧抽丝，一个面一个面来动员，怎么争取群众、对干部怎么要求、教师怎么要求、宗教人士怎么发挥作用，层层剥离。对三支队伍的一系列部署可以看出自治区党委的整体运筹和考虑”，上述新疆党校教授告诉凤凰网，新疆问题很复杂，不是外界简单理解的柔与刚，必须综合施策，打组合拳。他指出，这也是为何强调新疆干部“心力上要强”的原因所在，“新疆工作不易，有些工作外界各有各的看法，一下子也不容易被理解，心力不强，很多工作没法干”。

“7·28”莎车暴力恐怖案件后，被从外地调回的王勇智在总结案件时，得出一个结论：新疆稳定的核心问题是宗教极端势力和基层组织在对抗、和基层组织在争夺民众。和田地区另一位镇党委书记亦告诉凤凰网，过去几年暴恐活动频发和宗教极端思想得以迅速蔓延，暴露了基层政权薄弱。张继生则指出，最本质的问题是村级组织在基层失去吸引力和影响力，无法发挥被赋予的那份职能。

王勇智指出，健全基层组织建设，首先应该纠正认识，“过去讲村一级组织建设，往往认为只有党支部，事实上这只是村级组织建设的一部分，村级组织应该涵盖党的基层组织、群团组织、民兵组织，以及各类社会自治组织，这些组织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新疆党委曾反复强调，新疆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基层兴则新疆兴，基层稳则新疆稳。

回头来看，新疆去年开展的20万干部下基层活动，即官方所述“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来得正当时。“‘访惠聚’活动不单单是中共群众路线这一优良传统的延续，更是新疆应对当前严峻复杂形势的有力部署，亦是立足当前、强基固本、着眼长远的重要举措”，上述党校教授向凤凰网分析。

20万干部下基层，启动之初，一度面临各种非议，一年下来，随着成效的不断显现，新疆上下的认识高度统一，住村一年期满的新疆官员普遍认识到这是一项必须做的工作。对住村工作组的认可，首先来自民众。

“过去愿意到村委会的人很少，‘访惠聚’工作组下去以后，村委会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村民在这里打篮球、看电影、打台球、聊天等等；刚开始小孩子看到工作组的同志不敢接近，现在成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跑”，新疆机关单位一位年轻住村干部告诉凤凰网，过去，部分村民对村干部有抵触情绪，但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往往就能化解这种情绪。他向凤凰网主笔讲了自己亲历的一件“小事”：刚下来时，村民反映最多的问题是财务不清，对村干部产生不信任，而村干部自认为工作做好了问心无愧。工作组就指导村委会搞村务公开，每一笔账怎么花、花在哪里全部公开，“效果非常好，村民放心了，村干部也解脱了。后来我们了解到，其实村干部不是不想这么干，只是过去没人指导，不知道怎么干”。

新疆司法厅住村干部艾尼瓦尔·热合曼，下到和田县巴格其镇喀斯皮村一个多月以来，为了解决当地孩子辍学问题，每天挨家挨户敲门做工作，一个月下来，全村只有两个孩子没有回到学校，其中一个家长谎称孩子丢了，事实掌握的情况可能去了地下讲经点。“不能一上来就劝让孩子上学，先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艾尼瓦尔对凤凰网说。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全村每一户村民的基本情况及反映的问题。

与此同时，新疆创了“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即基层党支部、“访惠聚”工作组和村警务室三位一体，堪称全国首创。在南疆基层组织很弱、发挥不了作用时，“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正在发挥重要作用，“既是应对当前严峻复杂形势的需要，也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需要，做好去极端化工作的需要”，喀什地区一位基层官员认为，该机制对南疆具有重要意义。

就在上月底，中组部等部门印发意见，决定向党组织软弱涣散村选派第一书记。由此来看，新疆探索出的健全基层组织建设机制，就有了更深层的含义。

凤凰网还将推出“新疆去极端化调查”系列重磅稿件：《独家专访新疆政法委书记》、《新疆五县书记谈基层去极端化》、《南疆两位乡镇干部眼中的去极端化》、《本土学者谈外界对新疆的误读》，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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