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家集体“领作业”

作为记者，总是很想听故事。有几次，记者试图打断江老的叙述，心想，这不行，太云淡风轻了。“江老，合同法建议稿解除了行政部门的管理权，会遭到反对吧?”“分割起草任务时，大家都想挑容易的，法大挑了哪些?”“……呵呵。”他从容地笑，“提意见归意见，立法部门决定的事，行政部门也不好说什么。”“我们法大也没怎么挑，都是听分配的……”

我们现在常见的合同法，并不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合同法。1981年、1985年和1987年我国相继颁布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所谓的旧合同法。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三部合同法为维护交易秩序和促进市场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但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三部合同法并存已不能适应调整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合同形式，如旅游合同、体育合同、承包合同，等等。新合同法究竟要写上哪些合同?是十几个二十几个，还是全都写上?初步拟了二十几个。法工委找来当时民法研究水平居全国领先水平的十二个院校: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对外经贸大学、吉林大学、烟台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这些院校各派代表在一起开了个会，由我主持。会上，大家把合同法“分拆”成十几部分，各领各的作业回家。这一起草阶段的工作进行得很快，不到半年，也就是1994年下半年，各个院校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速度快，一来是因为合同法的内容在民法典的草案中原本就有一些;另外，合同全世界都有，比如买卖合同、借贷合同，没有什么超出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借鉴外国的立法例。

大家虽然各做各的作业，但在两个大问题上，我们达成了一致。一是合同法必须统一。三个合同法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不同的行政部门牵头起草的，分别规范不同的合同关系，相互间缺乏协调。比如合同概念、违约责任、合同主体、基本原则、合同形式在三个合同法中内容不是统一的。比如，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使用经济合同概念，而技术合同法却没有使用经济合同概念。当时为了适应经济贸易的发展，合同法叫经济合同法。这不符合市场的规律，也不符合国际的惯例，可以叫商事合同、贸易合同，但叫经济合同，还真是少见。“经济”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干预，有的合同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才能成立。统一合同法的名称，首先意味要减少政府对合同的干预，这对工商部门的冲击是最大的。按旧合同法的规定，工商部门对合同的成立、合同纠纷的解决密切相关。

二是合同不能分国内国外。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国际交往增加，出口量越来越大，因此，有个合同法叫涉外合同法。这实际上是把合同区别对待，不符合国际惯例。为了跟国际接轨，新合同法的内容多是借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更直接的内容，来自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编撰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我们争论最多的是合同法总则，比如合同的订立、履行，要约与承诺，经济合同法里并没有这些问题。国际的规则能不能真的在中国实行，一些新的制度能不能用，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有关代位权的规定是台湾地区才有的，要不要采纳?诸如此类。但争论归争论，在最后定夺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还是开放性地吸收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先进经验。

在与行政部门研讨时，来自科技部的意见是最多的。科技部的日常工作与技术合同的关系很密切。我们认为，技术合同三大内容，技术咨询、服务、转让，是性质不同的三类合同，不应该放在同一名目的合同里，但科技部坚持，最后双方都作了妥协。在现在的合同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合同占据了大部分内容，这就是当时妥协的结果，尽量保留他们原先的规定。

各院校起草的条文的汇总，就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等人。成稿的“合同法建议草案”，共34章，上交给法工委之后，民事立法研究组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李鹏问:“谁能举个例子，说说什么是情势变更?”

采访中的惊喜莫过于———江老顿了顿，拍了下脑门说:“我给你讲个小插曲吧。”

“合同法建议草案”完成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1997年将它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门以及法律院校、研究单位等征求意见，还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一次是听取部分法学专家的意见，另一次是听取有关部门的意见。这两次会议由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主持。听取有关部门意见时，十几个部委的负责人都来了。会上还专门讨论了“情势变更原则”要不要保留。李鹏问刘明康(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你说，东南亚经济危机时，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货币贬值，算不算情势变更?”刘明康回答道:“这不算。这是正常的商业风险，应该能够被预见到，或是合同法双方应该写明在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该如何解决。”李鹏接着又问:“谁能举个例子，说说什么是情势变更?”有人说，有一年苏伊士运河突然关闭，因为有条船淤塞了，需要清理航道，所以我国运到欧洲的货物需要绕道好望角，航程因此延长。苏伊士运河突然关闭所导致的叫做情势变更。李鹏“哦”了一声。在这次研讨会上，“情势变更原则”没被删去。

“情势变更原则”是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被否决的。这跟当时在农村刮起的“红眼风”有很大关系。村委会把一些荒山荒地发包给村民，村民经过几年的开垦种植，有了收益。有些村干部开始眼红，就打算把发包出去的土地再要回来。有人担心，“情势变更原则”一旦被纳入合同法，就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撕毁承包合同的借口，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情势变更原则”因此被删除。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合同法建议草案”又进行了修改，前后共修改了六次，最后形成合同法草案。除了“情势变更原则”等变动外，合同法建议草案中的基本内容还是得到了保留。在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合同法获得通过。

没有太多的曲折，应该说，合同法立法还是进行得挺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