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冷内热

“哪位老友曾与他大学同居一室，哪些老友曾与他吃过过桥米线，他都记得。”北大中文系教授白化文回忆，只是在外人看来，任继愈总是不温不火，不曾与人红脸，也不会主动寒暄，以至于在西南联大读书要追求妻子冯钟芸(已离世，系冯友兰侄女)时，被冯友兰评价说“这个人怎么不会献殷勤，直来直去的”。

事实上，一旦开了口，任继愈常常抖出笑料。

“他总先看一个人品性好不好，再看人能不能干什么事。说句玩笑话，他是‘怕老婆的用，对老婆不忠的坚决不用’。”白化文说。

一位采访过的记者向他询问爱好，他说读书时喜欢打篮球、工作了喜欢打网球、现在只能打乒乓球了，“越打越小咯”。

担任国图馆长期间，他指着国图博士论文厅墙上的《楚辞》对现任副馆长陈力说，“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应该把这话换掉，免得读者觉得在国图里查资料要东奔西跑，国图是要给读者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痴迷于书

尽管研究宗教史一辈子、经常与宗教人士高谈阔论，但任继愈的家中并没有摆列一尊佛像。生前曾陪他到五台山等地参观的工作人员记得，进入庙宇后任继愈也从不磕头烧香。

在他家中，陈列最多的只有书。书房里的书柜排成数排，密密麻麻。床上，随手而放的书籍堆满了半个床。

除此之外，在国家图书馆的历次讲话中，据馆员们回忆，他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多读书”。

在写给女儿任远的信中，他写道:“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他也同样要求自己正在读大学的孙子，“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知道，国家还怎么发展呢。”

乐峰回忆，任远读本科时是在湖南学的英语，考研究生时本想学基督教，但其父认为当时季羡林所研究的梵文及佛教更缺人，就要求女儿又重新学梵文，到南亚研究所跟随季羡林做起研究。

而据其好友们描述，他与夫人冯钟芸谈论最多也还是学问，任继愈对夫人敬爱有加，几乎从未见二人红过脸。2005年冯钟芸去世，举行告别仪式时任继愈坐在一旁答礼，夫人的照片放在身边，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撑在拐杖上。“也不言语，看了让人心酸。”乐峰说。

热心助人

任继愈生前曾说，自己一岁时得过天花，死里逃生；三岁时得过白喉，脸都憋青了；八岁时又得了猩红热，还是大难不死；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一次骑自行车过桥，连人带车摔到桥下，桥高约一丈，幸亏河中无水，要不也就淹死了。

总自感幸运的他，因此常默默向他人伸出援手。

白化文回忆，任继愈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一位学少数民族文字的同学常常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因为条件艰苦，几度要放弃，任继愈就买了一车日用品，雇了个小毛驴给他送去。

乐峰在北大任教时，同事黄炳炎因工资只有56元而要养活一家四口，任继愈得知后便常主动不定期接济黄。

他每年定期将自己的藏书运回老家山东省平原县，累计已捐出7000余册。由于怕自己返乡动静太大，他就默默安排儿子代劳，等儿子回来后描述“楼长高没，路变宽没”。

保姆小琴是贵州人，来任家已六年。来的当天，任继愈跟她说“咱们这是互相帮助”，并安排她去报班学文化，此前几个保姆都是如此。一天中午，计算机班下课晚了，小琴回到家时，任继愈已自己下楼买了吃的并带回来，留了个小字条“热热再吃”。

他的追悼会上，文革时最先在北大贴出大字报的聂元梓冒雨拄拐而来。她说，文革结束后她被判刑，出狱后别人都瞧不起她，唯独任继愈冒着大雪去探望。

敬业馆长

自1987年，71岁的任继愈开始国家图书馆馆长生涯，成为迄今任职最长时间的馆长，长达18年。期间，他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新二十四史》等大型工程。

国图老馆行政楼3层一间约20平米的办公室，近20年来摆设都不变。办公桌上堆着书和墨水瓶，没有电脑，书架立在身后。国图新馆落成后曾为他另设新办公室，他不同意；长期担任其助手的馆员李劲曾试图换掉老藤椅，也被阻止。乐峰曾劝他，他说“现在已够用”。

及至去年发现患癌症后，年逾90的任继愈仍坚持每周一、四上午来上班。

馆员齐小石的父亲是任继愈在北大哲学系的师兄。她眼中的任伯伯，总是穿着干净体面、说话细声细语，拄着小拐棍轻轻地杵地，发出细微的清脆声，“话不多，但却如沐春风”。(本报记者 张媛)